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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
诗经：春秋时代编辑的诗歌总集。原名《诗》，又称“诗三百”。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先秦时通称“诗”或“诗三百”，到了汉代被奉为经典，称作《诗经》 。收录了商周至春秋中期的作品305篇，依据音乐性特点，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15个不同地域的诗歌，160篇；雅为朝廷的乐歌，分大雅、小雅，105篇；颂为祭祀祖先和自然神的乐歌，包括周颂、鲁颂、商颂，共40篇。这些作品体现了高度的艺术修养，奠定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民族传统。

乐府：在历代的含义不同。乐府是一个政府部门，主要负责采集诗歌，是中央音乐机构，主要负责执掌诗歌。两汉所谓乐府指音乐机关。他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演奏新的歌舞外，又收集民间的歌词入乐。魏晋六朝时，乐府乃由机关的名称变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出现的一种能够配乐唱歌的新诗体。它曾大放异彩，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之后也指后世作者依据乐府旧题创作的诗歌。词、曲也可被称为乐府。

建安七子：是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七子”之说最初始于曹丕所著的《典论·论文》，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祯。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有重要贡献。其中王桀、刘桢成就最为突出。他们的诗歌内容充实，风格劲健，形成所谓的「建安风骨」，正如钟嵘所言，其作品「干之以风力」，能令「闻之者动心」，各有特色，但时代特征，文风慷慨悲凉

庄子：庄子，战国中期哲学家，宋国人，名周，字子休，是我国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原是楚国公族，楚庄王后裔，后因乱迁至宋国，是道家学说的主要创始人。与道家始祖老子并成为“老庄”，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被思想学术界尊为“老庄哲学”，庄子主张“天人合一”“清静无为”。代表作《庄子》被尊崇者演绎出多种版本。分为内、外、杂篇，内篇大体可代表战国时期庄子思想核心。
【《庄子》：亦称《南华经》，道家经典著作之一。书分内、外、杂篇，原有五十二篇，乃由战国中晚期逐步流传、揉杂、附益，至西汉大致成形，然而当时所流传的，今已失传。目前所传三十三篇，已经郭象整理，篇目章节与汉代亦有不同。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所做。内篇大体可代表战国时期庄子思想核心，而外、杂篇发展则纵横百余年，参杂黄老、庄子后学形成复杂的体系。】

九歌：本是古代的一首乐歌名，屈原的《九歌》是他在流放江南时创作，沿用了古《九歌》的名称，在楚国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创造而成的祭歌。共有十一篇作品。诗歌形式上，保持着原始歌、舞、乐三者合一的痕迹。内容充满了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和原始的、大胆开放的爱情因素。借助于人于神或神与神的爱情故事展开抒情，间接表现了屈原的理想和要求。《国殇》一篇，是悼念和颂赞为楚国而战死将士；多数篇章，则皆描写神灵间的眷恋，表现出深切的思念或所求未遂的伤感。

古诗十九首：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内收录有无名氏古诗多首，题为《古诗》。这些古诗非一人一时之作，大多作于东汉末建安之前几十年间，作者大多是出于社会中下层的文人士子。由于这些作品风格韵味略同，后人往往将它看作一个整体，用“古诗十九首”的名称，加以欣赏、研究。 内容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游子思乡、怀人；而是男女恋情；三是文人士大夫的怀才不遇；四是反映一种颓废心理和一种及时行乐的情绪。抒情真挚动人，语言清新自然，运用时空转换表达心境，写法上注重情景交融、物我转化。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世说新语：《世说新语》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为言谈、轶事的笔记体短篇小说。是由南朝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由梁代刘峻作注。依内容可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等三十六类，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本书对当时的政治、文化、风俗等各个方面，很有认识的意义，客观清楚的反映了士族阶层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有一定揭露意义。同时，其内容也有一定阶级局限性。

志怪小说：志怪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形式之一，主要指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以记述神仙鬼怪为内容的小说，也可包括汉代的同类作品。志怪小说是受当时盛行的神仙方术之说而形成的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之下形成的。代表作是干宝的《搜神记》。志怪小说艺术上还比较粗糙，但某些作品在人物刻画，叙述故事，语言使用等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
（志怪小说大致可分为三类，炫耀地理博物的琐闻如托名东方朔《神异经》、张华的《博物志》；记述正史以外的历史传闻故事如托名班固的《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讲说鬼神怪异的迷信故事，如东晋干宝《搜神记》、旧题曹丕的《列异传》葛洪的《神仙传》托名陶潜的《后搜神记》等。志怪小说对唐代传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注明：这段老师上课提到一点，我不懂要不要加上，你们看着用吧）

唐传奇：唐传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小说文体，是在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与六朝志怪小说相比，在艺术上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代表了唐代小说的发展水平。唐传奇是指唐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内容多传述奇闻异事。唐传奇艺术构思奇异新颖，寓于变化，情节更加曲折丰富，叙事简洁明快，人物对话生动传神，词汇丰富，句式多变。传奇作者有意为小说，具有明显的小说创作意识。因此，唐传奇在我国小说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标志着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于成熟。唐传奇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前期在初唐，作品仅存三篇；中期在盛唐至中唐，这是传奇的鼎盛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作家和作品；后期在晚唐，传奇走向衰落，数量虽多，但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远逊于前期。

韩孟诗派：“韩孟诗派”是中唐的一个诗歌创作流派，以韩愈、孟郊为代表，“韩”指韩愈，“孟”指孟郊，还包括李贺、卢仝等诗人。他们主张“不平则鸣”，苦吟以抒愤，并互相切磋酬唱他们具有变态的审美趣味，“以丑为美”，以震荡光怪为美，以瘁索枯槁为美，以五彩斑斓为美。表现出重主观心理、尚奇险怪异的创作倾向。诗歌形成一种奇崛硬险的风格。他们在艺术上力求避熟就生，标新立异。这种诗歌的新的追求与新的变化，积极推动了盛唐以后诗歌艺术境界的开拓。

元白体：元白诗派是指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诗歌流派，“元”指元稹，“白”指白居易。元稹、白居易作诗旨在平易。他们重写实，尚通俗。他们发起新乐府运动，强调诗歌的惩恶扬善，补察时政的功能，语言方面则力求通俗易解元白体是诗体的一种。元白体则为二人作诗，旨在平易，称为“元白体。”白居易的创作代表了元白诗派的最高成就。这一派诗人的创作，继承了盛唐杜甫以及中唐早期元结、顾况等人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 如白居易的《杨柳枝》，王建的《古谣》，张籍的《春别曲》等。“元白体”在狭义上又指主题平易的元白诗。

史记：《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二十五史的第一部。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史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又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包括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详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史记》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简答题
1、楚辞为什么叫楚辞（楚辞的文体特征与楚地、楚人等 处楚地发楚声）
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有异常浓厚的地方色彩。宋黄伯思《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 ‘楚辞’。”这就是说，“楚辞”是指,是屈原宋玉等人在楚地，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创作的新诗体，记录发生在楚地的故事，谈论楚地的事物，有着楚地浓厚的富于想象的浪漫气质色彩，是为楚辞。进一步说，其直接渊源就是以《九歌》为代表的楚地民歌。

2、孔子曾说过诗歌可以“兴、观、群、怨” 如何理解
答：这个说法源自孔子的一句话：“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这句话的意思是诗可以激发情志，可以观察天地万物，可以交往朋友一起欣赏，可以怨刺不平，表达内心的愤慨。孔子的几句话十分简洁而又高度概括了以《诗经》为代表的诗歌所具有的审美功能（即“兴”）、认识功能（即“观”）、社会交往与心灵沟通的功能（即“群”与“怨”）。
“兴”就是说诗是用比兴的方法抒发感情，使读者感情激动，从而影响读者的意志；
“诗可以兴”的内涵大致可以理解为：诗具有引譬事理、启发联想的妙用。
“观”就是说诗歌是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因此通过诗歌可以帮助读者认识风俗的盛衰的政治的得失；
“诗可以观”的涵义是借助诗歌作品，可以观察当时社会的风貌风物，考察当时社会的民意民情，可以知人论世。
“群”就是说诗可以帮助人沟通感情，互相切磋砥砺，提高修养；
“诗可以群”的涵义是诗歌可以在社会人群中交流思想情感，从而使社会保持和谐。
“怨”是说诗可以批评指责执政者为政之失，抒发对苛政的怨情。
“诗可以怨”意思是诗歌可用来泄导、平抑人之怨愤之情，使之怨而不失于仁，怒而不失于礼，有节有度，合乎礼义。
这句话是对《诗经》的高度赞扬，也实际上也是对诗歌社会作用最高度的赞颂。现代诗歌批评所津津乐道的认识、教育、审美三大作用，在孔子的这段话里实际上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是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的源头，对后来的现实主义文旭批评理论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表现出中国古代美学重道德意味，重社会政治伦理作用的特点。“兴观群怨”作为美学范畴及其衍生概念，也从不同方面和层次上揭示了审美活动的一般规律、功能和审美情感体验的种种特征，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美学的成就和民族特色

3、锦瑟的主题
悼亡诗。为悼念亡妻而作。首联为“景”，看到素女弹五十弦瑟而触景生情；颔联为比“喻”，借庄周化蝶，杜鹃啼血比喻妻子的死亡；颈联为“幻”，珍珠为之落泪，宝玉为之忧伤；尾联为“感”，情已逝，追思也是惘然！
咏物诗。“锦瑟无端五十弦”，开端引出所引出所咏之物。“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是写瑟音的美妙，而“此情可待成追忆”则写在琴声中表现的感情。
抒情诗。抒发自已壮志难酬的感慨。李商隐少年得志，但在牛李两党的争执中却最终难得重用，只得借诗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了。也表达了诗人对逝去年华的追忆，首联为“起”，借五十弦之瑟喻人生之五十年华；颔联为比“承”，在浑然不觉间人生将走到尽头；颈联为“转”，以明珠宝玉比喻自己的才能；尾联为“合”，岁月催人老，一切都是惘然！

4、上邪与有所思的关系（对于上邪和有所思是一组诗的看法）
《上邪》是一首民间情歌，是一首感情强烈，气势奔放的爱情诗。诗中女子为了表达她对情人忠贞不渝的感情。她指天发誓，指地为证，要永远和情人相亲相爱。
《有所思》表现一位女子在遭到爱情波折前后的复杂情绪。开头五句写其对远方的情郎心怀真挚热烈的相思爱恋，“闻君有他心”以下六句，写出了这场风波及其严重后果：她听说情郎已倾心他人，真如晴天霹雳！骤然间，爱的柔情化作了恨的力量，悲痛的心窝燃起了愤怒的烈火。她将那凝聚着一腔痴情的精美信物，愤然地始而折断（拉杂），再而砸碎 （摧），三而烧毁，摧毁烧掉仍不能泄其愤，消其怒，复又迎风扬掉其灰烬。“拉、摧、烧、扬”，一连串动作，如快刀斩乱麻，干脆利落，何等愤激！“从今以后，勿复相思！”一刀两断，又何等决绝！非如此，不足以状其“望之深，怨之切。”
《上邪》 是叙述一个天真小女子对爱情的憧憬 以及坚定不移的爱情信念 这是一种极端的爱情理想 “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天地不会合在一起，所以在女子的爱情理想里，这是一场天荒地老的爱情。《有所思》 是描写一个女子在爱情理想破灭之后对负心男子的憎恨 甚至可以看做是诅咒 “当风扬起灰” 爱之弥深而恨之弥深 假如《上邪》爱情理想破灭 假如爱情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烈性女子 《有所思》说不准就会是故事的后续。

5、李白《乌夜啼》最后两句两种写法哪个好（停梭向人问故夫，知在流沙泪如雨/停梭怅然忆远人，独宿孤房泪如雨）
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停梭怅然忆远人，独宿空房泪如雨。我认为“停梭怅然忆远人，独宿孤房泪如雨”这一种写法比较好。
第一种版本与第二种有两处不同：一是“隔窗语”不是自言自语，而是与窗外人对话；二是明确了征夫的去向，在边地的流沙。然而，仔细品读，第二种优于其他版本。没有“窗外人”，不与“窗外人”对话，则更能显出秦川女的孤独寂寞，显出她梭布时的心不在焉，显出她满心满脑都是对丈夫的思念，以至于停下手中的活，站在窗边，望着远方自言自语，仿佛在对远方的丈夫诉说她的爱与情，诉说她的孤寂与寥落，又仿佛在无措地问天，问地，她的“远人”究竟在哪里，是否平安。第二个版本的自言自语，留给读者更多遐想，渲染出更浓郁的悲伤氛围，为下文的“泪如雨”做铺垫。
远人去向不具写，更增相忆的悲苦。如果知道远人的去向，则有地可思有人可念，思念就有了方向。但第二个版本不点出远人的去向，于是她的思念没有落点，没有方向，这样的思念更加悲苦。她只能独守空空的房间，睹物思人，以至于泪如雨下。
第二种版本的处理增强了诗的概括力量，放弃了看似具体实是平庸的有局限性的写法，使得诗的内涵和意境更蕴涵深远，包含着许多意内而言外之音。

6、李白诗歌的艺术特性
①李白的是个创作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表现为侧重书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五项和具体事件做细致的描述。他作诗，常常以奔放的气质贯穿，笔势大开大合，讲究纵横驰骋，一气呵成，具有以气夺人的特点。“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玉壶吟》。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 《宣州谢眺楼 饯别校书叔云》 ，他将主观色彩表现的酣畅淋漓，慷慨激昂，诗句气势凌厉，悲中见豪。
②洒脱不羁的气质，傲世独立的人格，易于被触动而爆发出强烈感情，形成李白诗歌抒情方式的鲜明特点，他的情感往往是喷发式的，毫无节制地喷涌而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南陵别儿童入京》“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日月。”《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这种李白式的抒情，似暴风疾雨，骤起骤落，又似行云流水，一泻千里。
③李白诗歌的想象变幻莫测，往往发想无端。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十七首》。他奇特的想象，常有超乎寻常的衔接，随情思流动而变化万端，一个想象与另一个想象之间，跳跃极大，意象的衔接组合也是大跨度的，离奇惝恍，纵横变换，极尽才思敏捷之能。
④李白诗歌的意象，有壮美与优美两种类型：
与作诗的气魄宏大和想象力丰富相关联，李白诗中多吞吐山河、包孕日月的壮美意象。他倾心于吟咏体积庞大的事物：大鹏、巨鱼、大江、大海等等。李白往往将这些意象放入异常广阔的空间背景下加以描绘，构成雄奇壮伟的诗歌意象。如“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渡荆门送别》；“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但同时，李白诗歌中也不缺乏清新明丽的优美意象。“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等等。这些由清溪、明月、白鹭等构成的清丽意象，极大地丰富了李白诗歌的艺术蕴含。这一类李白的诗，清新自然。他用毫无掩饰吞吐之语和矫揉造作之态的真挚的感情，赋于晶莹透彻、光辉美好之物上，如《春思》“燕草如碧绿，秦桑低绿枝。”，纯朴的格调，清新的比兴手法，洗尽铅华的语言，自然真淳。
⑤李白诗歌的语言风格，具有清新明快、豪放爽朗的特点，他的语句不拘于格律，不雕琢字句，常常呈现出来透明纯洁而又绚丽夺目的光彩，一切统一于自然，反映出他不肯苟同于世俗的高洁人格。如家喻户晓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以及《月下独酌》、《赠汪伦》等作。

7、司马迁和报任少卿书与司马迁的生平有什么关系，结合他的生平谈你对这篇文章的理解。
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是司马迁回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是我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篇富于抒情性的长篇书信。虽然这篇书信的起因是回复任安，但全篇行文自由恣意，无拘无束，真情实感流于笔尖，司马迁将他的信仰他的情感，他的经历他的目标都写于信中，这封信就相当于司马迁的自传一般，记录了他的生平。阅读《报任少卿书》,就仿佛看到司马迁曲折的饱含血泪的人生:
（1）“求亲媚于主上”——初入仕时
刚入朝廷，接下太史的衣钵时，司马迁踌躇满志，他“故绝宾客之知,忘家室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断绝应酬，忘掉家庭，“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这里能看出司马迁他期望通过自己的勤奋、忠诚、敬业得到汉武帝的赏识、信任、重用，他渴望忠君报国。 (前104 年) ,司马迁开始了《史记》的著述工作。
（2）“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李陵之祸
李陵案发生后，司马迁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当李陵战败投降的消息传回，他“诚私心痛之”，他为大臣们的冷酷无情而痛，为李陵奋不顾身但无人求情而痛，也为武帝“食不知甘味”而痛。他出于对李陵的了解，出于“以广主上之意”，出于良心为李陵辩护，却惹圣怒，“明主不深晓”，“遂下于理”。这场突变让司马迁寒心，让他明白，“明主”不明，皇恩刻薄，开始了独立于当时国家政权和思想体系之外的思考。让他在著述史记的时候能做到公正客观、不偏不倚。
（3）“就极刑而无愠色”——生死抉择
面对死刑、用钱赎为庶人和接受腐刑的选择，司马迁犹豫了。在《》中，他详细地写出了他的想法。司马迁把“不辱”与“辱”一一排列，他的思考直指“腐刑”：它辱没祖先,戕害体,摧残精神,但可以求活。此时，他的事业未竟，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他只能接受“辱先”又“最下”的“腐刑”。但他也在挣扎中捋清了他的思路：“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若就此死去，则“九牛亡一毛”，他要活下来完成著述“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司马迁是经过了这次炼狱般的痛苦抉择之后,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并以此来评价他所记录的历史人物。
（4）“隐忍苟活”——发愤著书。
接受宫刑后的司马迁，已没有了“媚于主上”的想法，他只想发愤著书。他忍受着“为乡里所戮笑, 氵于(污) 辱先人”,“是以肠一日而九回”,“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的痛苦，“隐忍苟活”，只为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十三年的风风雨雨，最后终于完成了使命。
《报书》是全文的主意，“惜其不成”是通篇的眼目，忍辱不死是核心思想，终极意图是为了《史记》。司马迁在《》中有力地控诉了汉王朝的酷吏专制政治，古圣贤愤而著书的典故具有极大的启发鼓舞意义，同时也表明了作者忍辱负重的苦衷与决心。这些援古征今，明理达情的典故，有力地衬托了作者伟大的人格，也蕴含了作者沉郁的悲情。
每当阅读《报任少卿书》的时候,总想起这样一句话:“中国古代有二十四史《, 史记》之外的二十三史捆在一块儿,也比不上一部《史记》的分量,因为那是司马迁用血泪和生命铸就的!”《报任少卿书》不是用文字写成的书信,而是由血泪凝成的心路历程。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在文中，司马迁以极其激愤的心情，申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内心的无限痛苦，大胆揭露了汉武帝的喜怒无常，刚愎自用，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比较进步的生死观，并表现出了他为实现可贵的理想而甘受凌辱，坚韧不屈的战斗精神。
司马迁四十七岁时以李陵事下狱，受宫刑。出狱后，为中书谒者令。《报任安书》是在他任中书令时写的。此篇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实则近于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任安此时曾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司马迁由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感到很为难，所以一直未能复信。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才给他写了这封回信，司马迁在此信中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了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信中还委婉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为了完成《史记》的著述，司马迁所忍受的屈辱和耻笑，绝非常人所能想象。但他有一条非常坚定的信念，死要死得有价值，要“重于泰山”。所以，不完成《史记》的写作，绝不能轻易去死，即使一时被人误解也在所不惜。就是这样的信念支持他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挣扎中顽强地活了下来，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完成了他的大业。）

8、杜甫诗歌的艺术特性
①沉郁顿挫。诗歌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穷困潦倒，感情皆深沉阔大。诗歌蕴含有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便把这喷薄欲出的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低回起伏。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是杜甫诗歌这一特性的代表作。诗中，诗人忧国忧民、忠君、念家、怀才不遇等思想情感，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一篇篇博大浩瀚、沉郁顿挫的宏篇巨制。《垂老别》中，杜甫将复杂矛盾的人物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复杂的人物形象，也揭示了复杂的诗歌内容，深刻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混乱黑暗，突出了他“沉郁”的风格特征。《兵车行》中表现士兵与家人生离死别的场面：“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显得极有气势，又富于变化，深刻动人。内容结构匠心独运，体现了其“顿挫”的特点。
②除了沉郁顿挫外，杜甫的诗歌还有其他风格。胡珍亨说杜甫诗歌“粗精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正说明了其诗歌风格的多样性，而风格多样正是伟大作家艺术上成熟的标志。比如，萧散自然是杜甫诗歌又一特色之一，如“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这些诗句无一不透露着诗人优雅闲适，萧散自然的情怀，显得从容而优雅。
③杜甫的诗歌不同的风格与其不同时期的不同遭遇、境遇或同一时期的不同心境有关。生活坎坷、动荡不安时，他的家国之思、身世之感自然涌出，诗歌往往沉郁顿挫，如《北征》、《洗兵马》《水会渡》、《负薪行》，生活稍安定时，比如在成都草堂时，诗歌多为萧散自然，如《江亭》、《徐步》《舟前小鹅》《春夜喜雨》。
④此外，杜甫的诗歌的语言经过了千锤百炼，精到无比，他善于运用多种表现手法，善于选择最富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善于作细节描写和对比描写，善于寓主观于客观，用用极富个性化的人物对话和人物内心独白，这些都使得他的诗歌艺术效果强烈，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现实主义的高峰。
9、对于王维“诗中有画”的分析
王维写山水田园诗，为求得诗中画面之美，用了各种手段。他善于表现景物的空间层次，通过点睛之笔写出错落有致的纵深感、立体感，如“山下孤烟远村，天边独树高原”（《田园乐》）、“千里横黛色，数峰出云间”（《崔濮阳兄季重前山兴》），前者以“孤烟”、“独树”的细节，勾勒、拉开了景的距离，后者则以群山连绵和数峰高耸，构成横向与纵向的配合。
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首句写山中溪水。荆溪，本名长水，又称浐水，源出陕西蓝田县西南秦岭山中，北流至长安东北入灞水。这里写的大概是穿行在山中的上游一段。山路往往傍着溪流，山行时很容易首先注意到蜿蜒曲折、似乎与人作伴的清溪。天寒水浅，山溪变成涓涓细流，露出磷磷白石，显得特别清浅可爱。由于抓住了冬寒时山溪的主要特征，读者不但可以想见它清澄莹澈的颜色，蜿蜒穿行的形状，甚至仿佛可以听到它潺潺流淌的声音。　
次句写山中红叶。绚烂的霜叶红树，本是秋山的特点。入冬天寒，红叶变得稀少了；这原是不大引人注目的景色。但对王维这样一位对大自然的色彩有特殊敏感的诗人兼画家来说，在一片浓翠的山色背景上（这从下两句可以看出），这里那里点缀着的几片红叶，有时反倒更为显眼。它们或许会引起诗人对刚刚逝去的绚烂秋色的遐想呢。所以，这里的“红叶稀”，并不给人以萧瑟、凋零之感，而是引起对美好事物的珍重和流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