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局第一季度工作总结.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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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局第一季度工作总结

第一季度，在县委、县政府及上级业务部门的正确领导和指导下，我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和省市县农业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农业局先后下发了《关于组织开展百名农技人员支农惠农服务活动的通知》、《关于在全县农业系统开展“服务三农，为党旗增辉”行动的通知》两个文件，开展了支农惠农活动和“增辉”行动。第一季度，农业总产值4.3亿元，同比增长5.7%，农民人均收入4526元，同比增长3.8%。
一、第一季度工作总结
（一）强化主导产业培育，四大产业稳步发展
1、粮食生产稳步增长。我县早稻机械育秧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仁村、巩宅、履二村三个基地，下田秧盘19万余盘，共育秧8000多亩。春粮面积目前统计到1.815万亩，与去年同期增3.18%；常规早稻以金早09、金早47为主，杂交早稻以t优15为主。油菜面积3.987万亩，与去年基本持平；落实早稻播种面积5.6万亩，早稻机械化插秧面积0.849万亩，与去年同期比增5.9%，全年机插预计4.5万亩。目前，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项目正有序开展，XX年王宅、俞源省级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项目通过省粮区办验收认定。下一步将在已建成的功能区内开展三新技术推广、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服务。
2、春茶产销两旺。全县茶叶面积12.3万亩，其中良种茶面积6.78万亩，良种化率55.03%。截止3月25日，已开采面积占总茶园的比重54%，已收产量695吨，比上年同期85.3%，预计春茶总产量5000吨，总产值3.5亿元，已收产值1.8亿万，比上年同期增140%。单芽茶鲜叶价格稳定在150-180元/公斤，一芽一、二叶的扁形茶鲜叶原料价格稳定在100-140元/公斤，与去年基本持平。武义茶城扁形茶日交易量达7000 公斤，价格稳定在700-900元/公斤，由于去年茶叶受冻，价格高于今年同期。总之，春茶生产总体情况良好，供销两旺。
3、畜牧生产稳定发展。今年畜牧业克服了甲型h1ni流感等影响，保持稳定发展态势。上半年生猪饲养量达到24.95万头，比去年同期增6.25%，其中存栏15.9万头，出栏9.05万头；牛饲养量0.64万头，羊饲养量1.23万头，同比持平。家禽饲养量229.98万羽，比去年同期减少4.57%；兔饲养量0.41万头，肉类总产量8153吨，禽蛋产量1076.8吨，牛奶产量690.4吨。建立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场）3个。
（二）结合当前实际，积极开展春耕备耕工作
根据省、市、县农业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和支农惠农服务活动要求，积极推动春耕备耕、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茶叶生产等方面工作的落实。
一是积极做好春耕备耕工作。为保障春耕备耕生产顺利进行，加强惠农政策的宣传，3月29日在泉溪镇泉二村开展了“春耕备耕送服务暨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动”。开展了由农业执法部门发起的“助农服务，诚信经营”的倡议责任书签字、农资企业向农民赠送“支农大礼包”、县农业局技术人员开展技术咨询等系列服务活动。发放农业技术资料 5000多份，种子800多包，肥料100袋，农业书籍300多本、喷雾器8台。下一步，农业局将继续开展以春耕生产技术指导为主题的“五送农家”支农惠农活动，分别进行惠农政策、粮食生产、三新技术、病虫害防治、测土配方施肥、农机具使用维修、设施农业、动物防疫等方面的培训、技术指导，保证春耕备耕顺利开展。
二是抓好当前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对今年春季动物疫病防控工作进行全面部署，落实任务和责任，全面开展预防。开展了武义江、熟溪沿岸漂浮死猪专项治理行动，组织专业队对河流、田角、地边的动物尸体进行清理打捞，对重点养殖场进行动物防疫条件审核，督促完善“三室三池一围墙”等防疫设施的建设，进一步规范养殖档案、防疫档案的建立，加强应急准备。
三是开展春茶生产技术指导。指导茶农做好茶园肥培管理、采摘技术、灾害性天气预防；落实安排茶叶交易市场、有机茶茶城开业事宜，保障茶叶交易顺利进行；针对采茶工用工紧张问题，通过“每日一助”、农业信息网等服务平台，发布供求信息20多条，帮助种植大户、农业企业解决用工荒问题。
（三）强化领导，确保重点工作顺利开展。
第一季度，我局紧紧围绕粮食生产、两区建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生态循环农业等重点开展工作。
1.粮食生产。一是制定落实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加大粮食生产的领导与考核。XX年，我县粮食生产的目标任务是要确保完成25.5万亩粮食种植面积和9.0万吨以上的粮食总产量，落实相关部门和人员的责任，细化分级考核办法，层层分解粮食生产任务，将任务分解到村，落实到户、到田块。开展超级稻种三产四丰产工程、水稻优质高产示范竞赛和“百村”示范活动。二是加大粮食生产的扶持力度，抓好粮食生产政策宣传落实。印发武政发（XX）17号《武义县人民政府关于XX年发展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扶持资金安排意见》。县财政安排1213万元扶持粮食生产能力建设。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农民信箱和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粮食生产扶持政策。三是积极开展支农惠农服务活动，切实抓好当前春耕备耕工作。为切实有效开展春耕备耕服务工作，我局将以深入开展送政策、送科技、送订单、送农资、送信息下乡为主要内容的“五送到农家”支农惠农行动作为春耕生产服务的重要抓手，积极营造服务氛围，加快掀起春耕备耕热潮。
2.粮食功能区的建设：今年的任务是建成1.78万亩（到2018年建成7.79万亩、2018年建成12.07万亩），重点分布到13个乡镇、街道的25个村、畈。把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任务列入粮食安全责任制和新农村考核的重要内容，要求各地把任务分解落实到具体田块，强化领导责任，明确实施主体，确定具体建设项目。
3.现代农业园区建设。首先，在去年规划的基础上，今年第一季度重点抓好项目的建设和实施。重点抓好省级示范区的建设。（1）继续抓好去年省里确定的9个项目的建设。壶山街道三角店、上端头两个村蔬菜基地、新丰养鸡场有机肥生产、郁清香茶叶生产基地、桃溪蚕桑主导产业示范区、白姆茭白主导产业示范区；3个精品园：俞源九龙山合众集团有机茶园，寿仙谷有机国药精品园，海兴秀珍菇精品园，各项建设都有条不紊开展。（2）做好今年新项目的建设，第一季度正处于报项目的关键时期，督促实施主体报好项目，重点是两个省级综合园区内的建设项目，城西综合园区内的蔬菜、茶叶主导产业示范区，马府下蜜梨精品园，畜牧业精品园、桐琴蜜梨、泉溪蔬菜主导产业示范区、白革茶叶精品园。其他示范区、精品园建设项目、建设内容要及早确定上报。其次，落实建设主体。明确了建设的责任，筹集好建设的资金，处理土地流转问题。第三，积极引入工商资本，实行项目的招商引资，积极做好相应的指导和服务工作。
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的建设。主要重点抓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化建设。到目前为止，经工商注册登记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有348家。已经制订了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和鼓励扶持政策，通过政策引导，典型带动，促进合作社规范化建设。
5.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完善健全粮食生产服务体系建设，新建1个工厂化育秧基地，5个稻谷烘干中心的同时，将统防统治、机械化采收、工厂化育苗等服务向其他产业延伸；另一方面，积极争取财政支持，共投入资金39万元，建立18个乡镇街道和2个业务站（特产、蔬菜）农产品快速检测室，配置农残速测仪、冰箱、电脑、操作台等基本仪器设备。检测室可对辖区内茶叶、水果、蔬菜等农产品开展农药残留快速检测，大大提高我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进一步完善了“三位一体”服务体系。
二、下一步打算
目前，农业还面临着粮食生产压力大、生产成本增加、新型经营主体带动性不强、抗自然灾害能力不强、基础设施差等问题。下一步我们将围绕存在问题和XX年工作重点开展工作。
（一）抓好“两区”建设。
两区建设方面，在确保按期保质完成XX年省批9个现代农业园区项目的基础上，新报批建设一批项目，涉及蔬菜、茶叶、畜牧、水果等产业，
粮食功能区确保完成1.79万亩建设任务。下一步主要建设内容：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水、路、电网等；农田质量提升工程：解决酸、碱、浅、缺等问题，提升地力；三新技术推广，推广先进的栽培技术，农作物病虫害的统防统治，测土配方施肥；服务体系创新。土地流转、规模种植。全程机械化服务，组建粮食专业合作社，创新耕作制度，创新集成技术。
（二）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建设。
在继续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同时，将工作重点放在抓好规范化建设上。各主导产业选择几家合作社作为规范化建设试点，从组织形式、运行方式、经营机制、财务管理、利益分配等方面给予重点指导与支持，培育一批操作规范、产业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好、带动能力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带动，推进合作社规范化建设与供销社一道组建我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协会，利用协会平台，加强协调、指导和管理。加强对合作社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培训。县里将出台专门的指导意见和奖励措施，希望各地能够选择条件比较好的合作社，进行规范化建设的典型培育几个样板。进行引路示范，推动面上工作的开展。
（三）继续推进社会化服务体系体系建设。
一是粮食生产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继续做好第四个工厂化育秧基地的建设，新建5个稻谷烘干中心。扩大病虫害统防统治和测土配方施肥面积。二是将服务体系建设向其他产业延伸。三是健全“三位一体”体系，真正做到定岗、定人、定责。关键是人员到位、职责到人、工作能够有效开展。
（四）抓好设施农业的发展。
设施农业是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下一步要大力推广大棚蔬菜、钢架大棚水果，喷滴灌设施，标准化的畜禽养殖基地的建设。把这与合作社建设、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土地流转、工商资本的引进、农业招商引资等工作有机的结合起来，稳步推进。
（五）做好生态循环农业工作
发挥我县生态立县战略和省级生态县的优势，实行种养殖业之间、养殖业内部、种植业内部的循环利用。推广有机肥的利用，减少化肥使用、各种农业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的种养结合模式，减少面源污染，推广统防统治，减少农药使用。扩大农产品的“三品”认证面积和产品数量。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争取列入入全省循环生态农业示范县。

近几年来，xx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认真抓好全县农村的民主法制建设，使全县农村呈现出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局面，为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从今年初以来，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又在全县农村广泛开展了民主法制建设模范村的创建活动，从而，推动了全县农村民主法制建设新发展。
一、以开展创建活动为动力，激发搞好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的高昂热情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改革要有新突破，发展要有新思路，开放要有新成果，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
为使全县农村民主法制建设有新的发展和新的创意，进一步激发新的活力，从年初开始，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就专门召开了会议，明确了要以贯彻国家民政部、司法部《关于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的意见》的精神为契机，在全县农村广泛开展民主法制建设模范村创建活动。以此推动全县农村民主法制建设新发展。为此，县委、县政府转发了县司法局、县民政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全县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的意见》和《关于在全县农村开展民主法制建设模范村创建活动的意见》，县委、县政府并决定每年评出5至8个民主法制建设模范村，对评出的模范村由县委、县政府进行命名表彰，同时，民主法制建设模范村的创建纳入了县年终对各镇两个文明千分制考核的重要内容。创建活动调动了镇村干部的积极性，激发了大家争先创优的工作热情。各镇都分别抓了一个村的创建活动的试点，永阳镇在南京市百强村的戴家村率先抓了创建活动的试点，村党支部为使创建活动卓有成效的开展，把模范村创建活动分为动员部署、法制教育、建章立制、民主评议、查漏补缺、总结提高等6个阶段进行。村重点开好党员、干部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和千人村民会议等3个会议。民主法制建设模范村的创建活动，给全县农村的民主法制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全县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
二、以开展创建活动为契机，提高全县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的整体水平全县以开展民主法制建设模村创建活动为契机，着力提高全县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的整体水平。
一是统一制定规范的创建标准。为把全县94个村的创建活动放在一条起跑线上，县研究制定了统一的创建评比的8项标准：
1、创建活动组织网络建立健全。村建立了民主法制建设模范村创建领导小组，自然村建立了创建活动联络员队伍。党支部、村委会要把创建活动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来抓，做到有计划、有安排、有总结。
2、坚持依法建章立制。根据本村的实际，制定出上符国家法律法规、下合村情民意的村规民约或村民自治章程。
3、普法教育取得成效。村干部法律学习每月一次;每季度组织一次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参加学法讲座，听课人员达90以上。80的农户家庭有一本相关的法律法规书籍。党总支、村干部成员年度学法考试及格率达90以上。
4、民主管理规范有序。党支部、村委会要积极引导村民参与依法治村和村务大事的管理。凡村务大事都要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作出决定，切实做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5、村级经济发展状大。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和农业结构调整，村级经济增长和村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逐年发展。
6、矛盾调解得力有效。村级调委会组织得力，各种矛盾化解及时，没有民转刑案件和5人以上的上访事件发生。
7、社会治安环境优良。村无发生严重的偷盗、斗殴、赌博等违法犯罪案件，无发生严重的封建迷信活动和邪教组织活动。群众生活安逸，全村风气良好。
8、村干部团结廉洁。党支部、村委会一班人廉洁奉公，办事正派、作风严谨、为民服务、工作有创新、有突破。
二是统一制定规范的创建制度。共制定了10项制度。
1、依法治村制度。按照创建的8项评比标准，开展依法治村活动。党支部、村委会每半年召开一次依法治村工作会议，并做到有规划、有计划、有总结。
2、民主选举制度。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一人一票直接选举产生村委会成员，并进行差额选举。有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可以要求罢免村委会成员。
3、村委会工作制度。村委会是自治性组织，依照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管理村级事务，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
4、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村民代表会议每年至少召开2次，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代表参加，村民代表形成的决议应到会人员的半数同意才能通过。
5、村务公开制度。村务公开主要是财务收支、土地征用、宅基地使用、计划生育、集体财产的租赁等10个方面的内容。村务公开一般按季度、半年和年终等时间段进行公开。
6、民主评议村干部制度。村民代表每年两次，对村干部的德、能、勤、绩4个方面进行民主评议，作出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的评定。
7、村干部勤政廉政制度。村干部积极开拓进取，带头遵纪守法，全心全意为广大村民服务，不以权谋私，不优亲厚友，不侵吞集体财产。
8、民主理财制度。村建立由5至7名村民代表组成的民主理财小组，监督村委会的财务收支情况，并按月或季度审核财务帐目，村里的一切开支须经村理财小组审核，并签字盖章后才能报销入帐。
9、村干部年度及离任审计制度。审计由镇经管站实施，村民理财小组配合进行。村干部年度审计主要有完成年度经济指标、集体资产管理、村财务年度收支等情况，离任审计主要有任期内完成经济指标、财务收支、集体资产管理等内容。
10、普法教育有制度。党支部、村委会干部每月组织一次法律学习;村民组长、党员、村民代表每季度组织一次学法培训，80的家庭有一本普法教材。三是统一制定规范的创建保障机制。做到七有：组织领导有班子、具体实施有路子、制度上墙有框子、普法教育有册子、台帐登记有本子、宣传氛围有牌子、经费保障有票子。由于做到了标准到村，制度到边，保障到位。使民主法制建设模范村创建活动有声有实，进一步推进了全县农村民主法制建设整体水平的提高。
三、以创建活动为突破口，重点解决一些热点难点问题。
以开展民主法制建设模范村创建活动为突破口，重点解决农村民主法制建设中的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这是开展创建活动的又一显著特点。一是把增强村民的法制意识与增强村民的民主意识相结合，重点强化村民当家作主的意识。在农村民主法制建设中，重点纠正了少数村重视对村民的法制教育，忽视对村民进行当家做主的思想教育，使法制和民主教育捆在了一起抓，从而，使村民的法制意识和民主意识普遍增强。开展创建活动以来，大家都积极主动地参与村里的管理。永阳镇戴家村的6名村民代表主动要求担任了村里的民主理财小组成员，村里过去开村民代表会议喊不到人，有的甚至要付工资才能参加村里事务研究，现在，大家当家做主的意识强了，村里通知开会是一呼百应，有时不开会，村民代表也到村里提建议。今年第一季度，有10项村民建议被村委会采纳。二是把引导村干部履行好职能权利与引导村民发扬民主权利相结合，重点解决村干部对权利认识的误区问题。在落实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的10项制度中，一些村干部由于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感到村里的一般大事都要由村民代表讨论决定，村民的权利大了，村干部的权利小了。因此，产生了埋怨情绪。在组织学习中，着重帮助村干部明确了村干部的权利是村民赋予的和委托的，村干部是村民委托的村事务管理者，村干部是代表全体村民履行实施管理权利。因此，帮助村干部纠正了对权利的认识误区问题，使全县广大村干部把扩大村民的民主权利看作了是自己的职责。
三是把加强村民自治组织建设与加强和改善农村党的组织建设相结合，重点解决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村委会组织是村民的自治组织。在加强村民自治组织建设中，要重点加强农村党的组织建设。全县农村由于区划进行了大调整。全县由16个镇改建为8个镇、1个区，由200多个村合并为94个村。各村都由过去的党支部改建为党总支。党总支一般下设了3至4个党支部。在农村民主法制建设中如何加强农村党的组织建设是面临的一个新问题。重点采取了配强农村党总支书记和党支部书记;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搞好新党员的发展工作，把村民中年青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在开展民主法制建设模范村创建活动中，全县农村共吸收发展新党员20多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明显增强。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大国来说，几千年来的农民起义和朝代更替，实质上都是国家权力与农民权利恶性互动的结果。为了加强对农民的统治，历代中央政权无不把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与治理作为第一要务。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与地方权势集团密切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乡村社会*结构和控制机制。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帝制，中国开始曲折地走向民主共和，但传统的乡村结构和治理模式仍以惯性力量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当*现代化在县级以上的国家政权建设层面取得一些明显的成就时，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合理化却进展迟缓，甚至出现“国家政权内卷化”[1]现象。中国*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压在农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这是中国农民宏观*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历史性巨变。对农民来说，中央政权已经建立在“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的理念基础之上，但直接管治农民的县乡村*却在传统乡村社会历史惯性的作用下，借助计划经济体制的“合法外衣”，结成牢固的县乡村*利益共同体，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现代化的舞台上。研究当代中国农民问题，就不能不研究县乡村*利益共同体。如果说历史上中国农村是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地方精英治理的乡村社会，那么当代中国农村就是在二元社会结构下*利益共同体治理的乡村社会。 一、农民问题：从二元社会结构说起 建国以来，新中国的农民虽然摆脱了旧的奴役和“三座大山”的压迫，但又被套上了新的体制性枷锁，背负着新的“两座大山”艰难地行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农民身上这种新的体制性枷锁和新的“两座大山”就是“二元社会结构”和“*利益共同体”。 早在1988年，农业部政策研究中心的一批专家学者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社会结构理论”。[2]这个理论很快被学术理论界普遍接受，并被公认为分析研究当代中国“三农”问题最重要的理论工具。二元社会结构理论认为，在苏联模式的严重影响下，我国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确保这个体制的运转，国家制定和运用包括户籍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第十多项具体制度，严格地把农民限制在农村，并通过“挖农补工”和“剪刀差”获取工业化优先发展所需要的原始积累资金，重点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一系列二元性的政策制度，都是以剥夺农业和农民为代价来保证城市工业的发展和市民生活水平的稳定提高。这种二元社会结构，把整个国家严格地划分为农村和城市两大块、农民和市民两大类，从此在中国，城市与乡村严格分割、农民与市民明显有别，农民被人为地降为低人一等的二等公民。这种二元社会结构，实质上是国家对农民利益和权利的严重剥夺，是农民长期陷入贫困的一个重大的制度根源，也是当今中国农民问题日益尖锐化的症结所在。 对这种二元社会结构给农民造成的贫困和不公平待遇的认识，并不是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而在五十年代初就被人尖锐地提了出来。新中国为农民说话的“始作俑者”就是被誉为“高风亮节，宁折不弯”的梁漱溟先生，当时梁漱溟先生就指出在这种二元社会结构中“农民在九天之下”。[3]这种正视农民的理性思考却被毛泽东严厉指责为“冒充农民代表”而p; 可见，二元社会结构确实是压在当代农民身上的“一座大山”。本文在此基础上将探讨压在农民身上的另“一座大山”－－“*利益共同体”。 二、*利益共同体：探析农民问题的新视角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人为构筑的二元社会结构把农民限制在农村这个狭小的范围之内，使农民享受不到市民的平等待遇；同时，在农村这个狭小的范围之内，农民又遭受着县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强力控制。这就是当代中国农民面临的大环境和小环境。当代中国农民正是在这种中央政策制度的普遍歧视和基层政权（本文仅指县乡村*，下同）的联合挤压的夹缝中谋求生存。用一个比喻来说，农民是一群绵羊，政府在大环境上把这群绵羊牢牢地围圈在农村，不准“外逃”；而在农村这个小环境里，又有一群虎视眈眈却没有套上任何缰绳的恶狼，羊群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这种比喻也许有点“骇人听闻”，但研究和分析直接控制和管理农民的县乡村*的权力结构和运作机制，对进一步研究农民问题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一）*利益共同体的含义和特征 本文提出的*利益共同体是一个新的概念，它是指直接与农民打交道的县乡村*基层权力组织在与农民的博弈和互动中所结成的利益同盟。 *利益共同体的基本特征： 地位的独立性：县乡村*处在国家权力结构的最底层，远离中央权力中心，这种相对于中央权力的边缘性使县乡村具有自身的独立性，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天高皇帝远”。这种中央权力鞭长莫及的状况容易放纵和滋生欺压百姓的“土皇帝”。像全国知名度极高、广为世人瞩目的大邱庄都能在现代文明社会孕育出“土皇帝”禹作敏，其他各村就很难说了。这种地理位置的边缘性和权力的底层性，决定着基层权力的独立性。对农民来说，服从基层干部的管治，就是服从中央政权的领导，但同时，基层干部的胡作非为也会损害中央政权在农民心中的威信和形象。 对象的单一性：中国是一个著名的农民大国，70％的总人口生活在农村，*利益共同体直接面对的就是这些数量十分庞大而又相当分散的九亿农民，农民的命运与*利益共同体的命运紧密相连。二元社会结构使大量人才流出农村，世世代代劳动和生活在农村这个小圈了里的大都是没有文化的农民，而*利益共同体内的干部素质也参差不齐，不少县乡村干部即使怀揣一张高学历的*却仍有一种横蛮无理的封建“酷吏”作风。这种管理对象的单一性，使*利益共同体无需花费更多的工作技巧方法和提高法律道德文化素质就能解决实际问题，甚至基层干部作风的粗暴和工作方法的简单似乎更有效。 成员的本地性：*利益共同体成员（指县乡村*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这种成员的本地化特性，使他们十分熟悉本地的风土人情，他们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交织而成的关系网络中，很容易结成利益集团。干部的异地交流既十分稀少，又相当艰难，既使在县一级有个别领导实行了极其有限的异地交流，他们也大都有一种“强龙压不过地头蛇”的感叹。 &n
bsp; 运行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二元社会结构使农民固定在农村这个狭小的圈子之内封闭性地劳动和生活；二是县乡村*在权力运作上严格遵循着体内循环，难以与外部的大世界连成一体；三是县乡村*共同体具有明显的排外性、排他性，所谓“地方保护主义”正是这种权力封闭运行的真实写照。 利益的一致性：县乡村*利益共同体具有明显的利益一致性，*利益共同体实质上也是一种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利益的一致性通过种种目标责任制把县乡村*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只有共同维护、巩固和遵守*利益共同体的利益，才能确保每一级的自身利益和每一个成员的切身利益。 管理的强制性：县乡村*利益共同体内部有着十分明确的管理制度，为确保管理的有效性，*利益共同体通过干部的任命制和目标责任制实行层层控制和管理，下级必须顺着上级的权力棒运转，否则就会被“罚下场”。这种内部管理的严格性和强制性已经形成一种巨大的惯性，任何组织和个人几乎都无法招架和抵挡。 监督的软弱性：对县乡村*利益共同体的监督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共同体内部的监督，内设在共同体内的监督部门事实上已构成共同体的一部分，其监督的无效性已广为人知；二是农民群众的监督，虽然从监督学上说这是很重要的监督，但在传统体制下，农民缺乏左右*利益共同体命运的合法性制度安排，因而这种监督不可避免地演绎成浩浩荡荡的“上访大军”；三是上级的监督，上级监督实际上处于力不从心的状态，不少在上级看来强有力的监督制约措施一旦到达*利益共同体时，就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化解；四是新闻舆论监督，目前这种监督具有一定的威慑性，比如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就被农民视为“焦青天”，但新闻单位“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其监督的有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一部分新闻工作者又不断地受到*利益共同体的威胁、收买和同化，监督路上千难万险。 县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形成，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经济、文化等多重根源。从*上来说，中国几千年来实行的是封建专制政体，建国后又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计划经济体制限制农民的自由发展，使县乡村*利益共同体更加膨胀和凝固化；从经济上说，中国农村始终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虽然一度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解放了农民，但在这种分散的家庭经营下，难以形成现代规模经济，农民仍然摆脱不了小生产者的命运；从文化上说，几千年来的封建主义思想在农村根深蒂固，而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又使封建主义残余思想有了最好的寄生体，农村就成为是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最大藏身之地，不管是农民还是基层干部，都不同程度地深受封建思想的严重影响。加上农村地域的封闭性和二元制度的隔离性，农民无法与外部世界进行有效的交流，这种二元社会结构无形之中巩固了*利益共同体的制度基础，农村的资金和人才都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农村仍然保留着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广大农民被远远地排除在现代化的门槛之外，致使一个现代的城市社会与一个传统落后的农业社会长期并存。 （二）*利益共同体的游戏规则 县乡村*利益共同体的权力运作
有一整套行之有序的游戏规则： 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本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干部的任命制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它是民主*的大敌，与社会主义高度民主原则相背离。恩格斯曾明确说过：“州政府任命专区区长和市镇长官，这在讲英语的国家是绝对没有的，而我们在将来也应该断然消除这种现象，就像消除普鲁士的县长和参政官那样。” [15]巴黎公社时的公职人员就取消了从上到下的任命制，由各社区代表普选产生，并且随时予以撤换。干部的任命制是在苏联时期才得到普遍采用并逐渐僵化起来。我国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广为推行干部自上而下的任命制。这种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就成为维系县乡村*利益共同体的主要纽带。虽然从理论上说，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但在具体工作生活中，每个组织和个人都有自身的切身利益，而干部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又决定各级干部只能对上负责而难以对下负责。县里任命乡镇干部，乡镇任命村里干部，这种任命制成为上级控制下级的有效手段，下级干部为了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和提拔重用，就必然想方设法“巴结”、“讨好”上级领导，“不是奴才不是才”、“拍马屁”就已经成为干部积极钻研的必修课，人类所普遍信仰的“人服从正义、真理和法律”就演变成“人服从人”，于是溜须拍马盛行，买官卖官屡禁不止。既然干部的升迁决定于上级领导而与农民群众无关，干部们自然不可能真正把群众放在心上，即使迫不得已做些“亲民”的事，也只不过是为了取悦上级领导而做的表面文章。对干部来说，大部分情况是下级干部对上级领导俯首贴耳，对农民群众则颐指气使，这种对领导的卑恭和对农民的傲慢，构成了干部的“二重性”。 层层分解的目标责任制：实行目标责任制是县乡村*共同体突出的管理模式和基本特征，这种目标责任制通过将政府确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硬指标层层分解，从县分解到乡镇，从乡镇分解到村，村再分解到每个农民身上，年初各级签订目标责任状，年终依据目标责任状进行考核，以确定“政绩”。这种目标责任制管理方式，实质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企业进行计划指标管理方式的翻版，它完全漠视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角色的“裁判员”身份和提供公共物品的公共职责。这种目标责任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压力型体制”[16]，使县、乡、村*的“经济指标承包制”演变为“*责任承包制”，形成县委县政府――乡镇党委政府――村党支部村委会的连坐制。为人民服务的行政理念就蜕变成为完成具体目标责任制指标而奋斗。凡是与目标责任制有关的“指标”，各级领导和干部就想方设法（包括弄虚作假、盘剥农民）去完成，与目标责任制无关的事，就一概不管。所以常常出现这样的困惑：各级各部门每年都出色地完成了年初签订的目标责任状，可农民群众却怨声载道，各种问题堆积如山，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政绩至上的任务完成制：在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和层层分解的目标责任制行政管理模式下，政府行政的目标就完全由口头上的“为民造福”转变为实际工作中的“政绩至上主义”，而这种“政绩至上”又仅仅体现在一大堆空乏的“数字指标”上，所以不妨称着“数字型政绩至上”。在这种“数字型政绩至上”的行政理念驱使下，各级干部为了炫耀自己的“政绩”和表现自己的“才华”，就竭尽全力提前、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以及自己加码的“数字任务”。这样，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就相伴而生，不仅如此，在缺乏有效制约的情况下，疯狂地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权力，必然横冲直撞，置民于无法招架的尴尬境地。为完成上级下达的数字指死的农民26人。[20]近几年来，这种逼死打死农民的涉农恶性案件还不断呈上升趋势。 （三）*利益共同体的权力漩涡 *利益共同体在严格的“游戏规则”运作下，已经形成强大的“权力漩涡”。这种县乡村*利益共同体的“权力漩涡”一经形成，就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一切不适应这种“权力漩涡”运转的制度设计和个人道德，都将在这种“权力漩涡”中遭到无情地排挤和围剿。 中央政权对县乡村*共同全的制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行之有效的纪律性约束，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纪律性约束的功效已大不如前，并被异化为一种形式主义的说教；另一个是适应法治国家建设需要的制度安排。村民自治的推行就是中央政权对县乡村*共同体的最大一项反“权力漩涡”的权力制约性制度供给。村民自治无疑受到中央政权的高度重视，也得到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但却受到村党支部和乡镇政权的强力抵制，县级政权则大都处在一种既不积极倡导，也不公开反对的状态，事实上是默许了乡镇“重党轻民”的做法，有的地方则干脆下文要求村委会服从村党支部，这就使中央政权对基层的民主动员化为乌有。目前，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这两种权力来源完全不同的角色正在针锋相对地僵持着。村党支部以加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为名牢牢控制“权力”，村委会则以村民自治法律为依据要求“自治”，这样，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已不可避免。同理，乡镇政权也在“权力漩涡”中自然而然地与自己直接任命的村支部书记站在一起，共同对付外部输入的“民主尤物”――村民自治。据《人民日报》2001年3月21日报道，山东栖霞市4个镇57名村委会成员集体要求辞职，辞职的原因是由于村党支部和镇党委政府片面强调“党领导一切”，采取村支部包办代替村委会的做法，新“村官”上任一年多，村里的财务、公章不交接，财务由村支书一人说了算，镇党委政府不但不解决“村官”反映的问题，反而对村委会成员随意“诫勉”，甚至停职。[21]这种乡镇政权与村党支部联合围剿村民自治的现象绝不仅仅只发生在山东一些地方。乡村两级之所以不认同村民自治，关键是中央政权在*利益共同体内输入民主性质的村民自治与传统的人治色彩浓厚的“权力漩涡”的运作极不协调，也就是说，民主性质的村民自治必然有碍于*利益共同体顺利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乡镇政权的矛盾冲突，实质上是现代“民主潮流”与传统“权力漩涡”激烈碰撞的“浪花”。虽然孙中山早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但中央政权对*利益共同体内供给的“村民自治”尚停留在“孤军深入”作战的地步，缺乏必要的强大“后援”，因而村民自治实际上在与传统的乡村力量的博弈中处于相当弱势的地位。乡镇政权可以不顾《村组法》界定的乡镇只能对村委会实行“指导、支持和帮助”而非领导关系的法律规定，任意干预村民自治，力图掌握村级干部包括村委会成员的全部控制权，实现其对村级组织（村党支部、村委会）的有效控制，从而使村干部习惯性地成为贯彻乡镇意图的有力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地方的村委会已经沦为乡镇政权的附属物。这种*利益共同体的“权力漩涡”，使村干部听命于乡镇领导人、乡镇领导人听命于县级领导人。作为一种回报，上级领导也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下级干部的以权谋私与腐败行为。所以说，在*利益共同体内根本不存在上级领导不知道下级的
种种腐败和非法行为的问题，而是在这样的“权力漩涡”中已经丧失了自我净化的功能。 进入这种“权力漩涡”的干部，个人也是无法克服和左右“权力漩涡”的。在这种“权力漩涡”之中的干部，大概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是积极适应这种“漩涡”并进一步促进“漩涡”运转的人，这种人常常被称为“适应”农村基层工作，自己也爱好这种“权力漩涡”，这种人一旦造成涉农恶性案件，常被指责“工作作风粗暴”和“工作方法简单”，其实他们是利用旧体制的不完善，积极充当旧体制的“帮凶”和“打手”，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这些人也大都是农民的儿子，但在工作中确走向了农民的对立面，这种现象可以称着“干部的异化”；第二种是出于无奈，尽量避免涉农恶性案件发生，又尽量完成各项任务，力图在二者之间寻求最佳的平衡点，这需要一种高超的实际工作艺术，对这种人，上级领导欣赏，农民群众也不责怪，是颇受“肯定”的一种人，但这种人却不是很多；第三种是既不出头露面欺压老百姓以免遭谴责，也不大显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