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逻辑与实践：组织赋权、利益共享和认同驱动.pdf

收稿日期2023-07-20 基金项目本文为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广西边境社区应对重大公共危机的韧性治理研究”(22FMZ029)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1.张华(1971),女,广西桂林人,广西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2.黄雨馨(1996),女,广西巴马人,广西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决策科学2023 年第 3 期Sep.2023No.3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逻辑与实践:组织赋权、利益共享和认同驱动张华1,黄雨馨2(1、2.广西民族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摘要多元主体参与被认为是解决社区治理困境、促进交流的有效方法,适用于陌生人社区和无路径依赖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治理。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逻辑可以从组织赋权、利益共享和认同驱动三个方面来解读。其中,组织赋权有助于党建引领治理和提升社会组织的参与度;利益共享促使各方共同分享治理成果,增强合作意愿;认同驱动引导居民对社区和共同体的认同,形成目标的共识。政府的行政力量、社会组织力量、居民自治力量在组织层面与个人层面相互作用,形成协调发展的局面,这种参与式治理不仅加快了安置区的社会融合,还增加居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为保障民族地区安置社区参与式治理有效运行,应着眼于助“立”促融、扩“利”促融和借“力”促融。关键词组织赋权;利益共享;认同驱动;社区参与治理 中图分类号 D66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129X(2023)03-0032-10一、引言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进程中,由于单位制的消解和各种社会职能的转移,社区逐渐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承担着各种社会职能和公共事务。在城市治理方面,传统的单位制逐步被社区制和街道制所取代。这意味着城市治理模式的重大变革。社区制强调社区自治和社区共治,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主体作用。在乡村治理方面,在 20 世纪 80 年代经历了“村民自治”形成“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后,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治理网络,农村社区治理中的村委会、村民理事会、村民代表大会、乡镇政府等组织形式都在不断发展和完善1,形成了中国特色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社区治理23模式的发展过程,是社会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在社区发展中的一种反映2。随着社区逐渐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领域。“十四五”规划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村(居)委会主导、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基层社会治理框架,这一治理框架强调以村(居)民议事会、理事会、监督委员会等为自治载体,健全村(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化渠道。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由于安置区居民的特殊背景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巨大挑战,政府在安置区的社会治理方式的政策设计中扮演了主导角色。因而,政府的“政策”与刚进入城市的安置区居民“生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安置区居民面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缺乏社交网络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困难,导致居民对治理方式的质疑,甚至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已有研究中,学者们还提出文化心理差距、共同体意识缺失3和社会公平正义缺失4是构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深层次矛盾的原因,而通过多元主体的参与创建社区环境,被认为是解决区隔、促进交流的方法5。如何帮助安置区的居民尽快适应城市生活,培育安置区居民的社区共同体意识,实现安置社区居民参与常态化,均成为政府关注的现实问题。二、文献回顾:社区参与式治理的多元主体及其困境有研究指出,目前对社区治理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范式。“国家社会”传统分析范式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国家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权力分化平衡关系,焦点是社区治理中政府与民间力量的关系对比6,社区治理体现了不断向下延伸的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改造7。“文化认同”范式主要关注社区内部文化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关注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社区网络等要素,提出社区参与动因上“国家认同”和“社区认同”8。以移民社区和边缘社区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不少研究使用了“文化认同”的范式,探讨社区融入、社区参与和社会资本对社区治理的影响。“政策过程”范式主要是对社会治理政策实施过程的描述与阐释,关注社会治理的主体、行动逻辑及政策与实践的关系9。虽然三种范式各有侧重,但它们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实际上,它们都强调国家、社会和个体在社区治理上的参与和合作,只不过各研究范式关注的角度及强调的主体有差异。比如,国家中心主义主张在国家权力主导下以社区的基层政治组织为核心,覆盖社区居民和其他社会组织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社会中心主义的社区治理研究则强调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与制衡,强调政社分离,将社区看作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空间,社会作为自组织核心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10。因此,当一方力量占主导地位时,社区治理就容易出现矛盾和冲突。没有基层政府的推动,居民参与很可能会出现“近生活,远政治”的现象,导致居民对政治参与的兴趣不足11,社区参与还会呈现碎片化和个体化的特征。在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中,过于强势的政府会阻碍社会组织在社区的发展,加深社会组织的依附性人格12。行政力量的过度延伸还会加深居民对“居委会是行政力量的延伸”的消极认知,居委会很难走出“政府办事机构”的窠臼13。从中国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上看,基层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是社区参与的主体,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层政府在社区治理中扮演政策执行者、指导者和协调者的角色;社会组织则可以通过发挥专业性和创新性等方面的作用,推动社会治理的发展;居民作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和最终受益者,33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逻辑与实践:组织赋权、利益共享和认同驱动可以通过参与社区活动和社区议事会等途径,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社区治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多种主体和力量之间的互助协调和相互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和社区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有研究指出,社区并不是一种与国家分离的社会实体,而是一种与国家互嵌的社会关系体系14。国家政策通过向下动员、嵌入和吸纳等组织化渗透的方式对基层社会进行管控15,这是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16。国家出于各种考虑向社区赋权,国家权力在社区治理过程中也向基层社会渗透。在此环境下,基层政府、社区组织、居委会和居民等有着不同利益、目的与任务,并以不同的逻辑建构了社区治理的过程17。上述文献描述了一幅基层治理主体及其关系的复杂图景,反映出社区治理中多元主体参与的困境。首先,基层政府的行政力量、社会组织力量、居民自治力量形成“矛盾组合”,常以“两两矛盾”的形式出现。其次,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呈现了各行动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角色。在应然的角度,很多研究者认为各治理主体的作用和力量均衡才是理想的治理模式,但在实践上能否达到这一理想状态以及通过怎样的途径达到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协调,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问题。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增加了多元主体治理的复杂性,居民从村落搬迁到社区,从独栋小户到“移民上楼”,传统村落共同体的地域边界和物理空间的变化及原有的基层社会组织结构被打破,使得移民的社区认同与情感归依在短时间内难以形成18。同时,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在重建社区治理上也有其优势。由于历史原因和治理方式的“路径依赖”,传统社区中的治理难题较难化解。与传统社区相比,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没有“历史包袱”。目前,社区治理的研究较多关注矛盾冲突的案例。在政策层面,国家既有在社区治理上强化基层社会管理的目标,也通过合作和赋权提供了社区自治的空间。在实践层面,基层社会不仅存在冲突与对抗,也存在渗透和合作,并以此来影响政策的现象。为此,本文重新审视了安置区的行政力量、社会力量和居民自治力量在社区参与式治理中的作用。在 L 县开展实地访谈中发现,基层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三者达成较好的协调,解决了参与治理中的问题。这三股力量在组织层面与个人层面呈现循环作用,并不是一些研究中强调的“对立”。而组织赋权、利益共享、认同驱动三个方面解释了当前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参与式治理的现状。在组织层面,组织赋权是由党建引领与专业社会组织双向推动安置区居民参与治理。在个人层面,培养居民的认同意识与提高社区依赖性,并以物质奖励与社会地位提升为辅助促进居民参与治理,并由此形成社区精英与普通居民的认同驱动。在整体层面,与以往的一些研究中强调基层治理是政府强还是社会组织或居民强不同,良好的社区治理既实现了居民和谐、社会组织活跃的氛围,又实现了政府在基层治理的目标,使政府、社会组织、居民在整体上实现了利益共享,成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参与治理中不可缺少的主体,三者的协调发展解决了陌生人社区、无路径依赖的新型社区参与治理问题。三、研究方法与案例呈现(一)案例选择本文对广西易地扶贫搬迁 ZD 社区展开实地调研,从 2021 年 6 月到 2022 年 7 月与 ZD 社区所在地的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社会组织和当地居民召开了四次座谈会和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若干次访谈,43决策科学 2023 年第 3 期了解社区治理中不同主体参与过程。之所以选择 ZD 社区作为样本社区,是因为该社区有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环境。在社区属性上,ZD 社区是广西 L 县的一个安置区,目前是广西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ZD 社区还属于少数民族聚集地,95%的安置区居民为壮族,属于多民族互嵌地区的安置社区。初步调研发现,为了让居民融入城市新生活,建立和谐邻里关系,党建引领在 ZD 社区参与式治理中发挥了黏合剂作用。除了党组织的引领作用,社区还从 2019 年开始引入专业社会组织(乐易行、齐悦社工组织)参与安置社区的治理。“专业事情由专业的人执行”是安置区治理的基本理念,为此,L 县与专业社会组织签订了三年服务计划,专业社会组织在提供社区服务供给的同时也培养了本地社工人才。(二)多元主体参与案例分析1.组织赋权 党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参与式治理(1)党建嵌入:ZD 社区党建引领治理。居民对党和国家的认同会影响其参与积极性或参与意愿,这与西方国家的社区治理有所不同。党建引领从根本上强调将党的“社会本位”带回社区治理的过程,既表现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政治属性,又体现了党对社区发展的社会属性19。党建引领工作对于社区融合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实践中,通过“楼组党建”的方式,党组织有效组织和动员社区党建资源,并将党员嵌入楼组管理和服务,以嵌入的方式联系群众,实现党组织对基层社会凝聚力和整合力的提升20。ZD 社区党建工作主要分为四个层面,党建工作层层递进,环环相扣。首先,社区大党委全面负责统筹。其次,各个安置社区都有党支部,全面负责各社区的日常管理服务工作。例如,党支部和物业公司对接,了解与处理矛盾纠纷以及综合治理重点人群的各种服务。再次,将党小组分成 22 个网格党小组,以党员为主体,通过网格党小组参与社区的管理,特别是劳动管理。最后,建立“党建+”的服务平台。“社区中有一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是党员开展志愿服务的地方。在实践站里,有党员带动就业,有党员直接联系困难户”(访谈记录 ZD20220715)。这四个层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党建工作体系,从多个角度强化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和影响力。一些研究者提出,只有“内生性”地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才能真正实现党建“引领”21。ZD社区也采取了“吸纳式参与”的方式,具体做法是把党员嵌入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群众团体等组织。首先,以吸纳安置区居民加入党组织的方式,缩短党组织与安置区居民的沟通距离。以党员楼长为例,党员楼长以基层党员和安置区居民的双重身份和居民直接沟通,避免困难居民因畏惧权威、对政府做法不理解但不敢说的情况,尽可能实现“从居民出发,最后作用于居民”的目标。同时,“党员楼长兼具思想宣传者 的角色,将党组织的方针、政策向基层群众传达和贯彻”(访谈记录ZD20220715)。不仅如此,“ZD 社区中的定工干部,13 人里有 9 人是搬迁户,搬迁户占了一半以上,这也是搬迁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管理的一个方面”(访谈记录 ZD20220715)。ZD 社区的党建引领通过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吸纳式参与、“党建+”工作平台和志愿服务等多种方式,为社区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2)赋权专业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参与式治理。“五社联动”模式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即社区、社工站、社会组织、社区的志愿者以及社会资源的整合。ZD 社区的53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逻辑与实践:组织赋权、利益共享和认同驱动“五社联动”是从“三社联动”(社区、社工和社会组织)发展过来的。在这种模式下,专业社会组织将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与社区治理相结合,承担辅助基层政府的角色,在妇联工作、居家养老、司法调解、社区矫正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2,提升了社区治理的质量和效率。社会组织进入社区后,能够配合政府的社会治理行动,获得政策和资金支持,扩大了社区治理的力量。社区中的社会组织队伍都是由安置区的居民共同建立的,包括老年协会、科学技术协会、创业者协会等,基本涵盖了社区中的老中青群体。在 ZD 安置区调研走访过程中,不少居民表示,“我们是乡下过来的,农村居民是肯定不会像城里面的居民,包括卫生、组织、文化等方面,都不如城市居民。有这些(专业社会组织)教一下,我们感觉没有那么格格不入,感觉能融入这个县城”(访谈记录ZD20220715-居民 1)。“最显著的成效是老年协会,经过培育和引导之后,改变了许多老人的陋习。目前老年协会能够很好地开展服务,能够很好地自我管理,能够很好地进行有序的安排”(访谈记录ZD20220715-社工 1)。在 ZD 社区专业服务供给中“针对项目中的重点人群,设计了独居老人的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困难儿童的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联合社会组织的志愿者,他们针对高龄老人、独居老人以及困难留守儿童进行定期探访,避免不良事件的发生”(访谈记录 ZD20220715)。有社工表示,“为了减轻社区的负担,很多议事活动由我们来进行管理与协商,算是充当了对话促进者的角色”(访谈记录 ZD20220715-社工 1)。专业社会组织的意义在于引导社区居民参与治理,培养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搭建民众与政府的沟通桥梁。2.认同与融合 激发居民参与的内在动力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居民是从村落搬迁到城镇社区的,居民在短时间内产生社区认同与情感归属是比较困难的。有研究者指出,只有在成为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并对这个社会结构产生依赖感时,才能形成社会认同23。ZD 社区的做法是,通过议事会的形式,培训和提升社区内单元长的能力和意识,全面收集和反映居民问题、困难和诉求,把这些问题与诉求形成议题,提交到社区,最后通过社区的力量解决问题。这一做法让居民更积极地参与社区治理和管理。在调研中发现,社区中的社会网络结构与社区居民之间由多种类型的社区活动作为网络衔接点。社区活动扩大了社区居民的社交网络,对于搬迁居民的融入有重要的作用24。例如,为解决社区儿童就学安全问题而成立的社区“护童行动队伍”,这一行动“有效践行了 ZD 社区居民议事会的决议,是社区居民自己参与社区治理的典型案例”(访谈记录 ZD20220715)。随着这项议程的成功推行,处于社区互助结构中的居民逐渐加深了对社区的认同。社会网络结构层面推动的认同,还体现在童龄议事会。例如,ZD 社区在社会组织辅助下提供家庭服务,从儿童入手建立关系,成立了童龄议事会,使儿童嵌入社区治理网络。ZD 社区还在服务“三留守”群体的过程中培育和发掘社区志愿服务人才。ZD 社区负责人表示,“日常比较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由各类居民参与的队伍建设。第一是党员志愿服务队,党员都是搬迁户。第二是就业帮扶工作队,把安置区的老年志愿者,还有一些单元长都发展成我们社工志愿服务队的队员。同时也鼓励安置区居民成为社区居委会的成员,把一些有能力又愿意参加社区管理的居民骨干都吸收进管理队伍,变成管理的主体力量,然后由骨干自己宣传、引导和带动居民加入队伍,在移民安置社区居委会内担任职务,协助居委会工作”(访谈记录 ZD20220715社区负责人 1)。63决策科学 2023 年第 3 期在社区参与过程中,居民感受到社区的归属感和依恋感,从而促进社区内部的互动和联系,增进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社区的社会融合通过社会认同来实现,社会认同通过参与的途径得到强化。3.利益共享 为贫困户提供生计和持续性发展机会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政府和社区的共同目标是帮助贫困户实现脱贫致富。安置区直接将贫困户纳入城市生活,虽然为其提供了居住的空间,但他们以往自给自足的“农家生活”方式无法在城市中实现,会产生“生活环境是脱贫状态,但是经济与社会能力还处于未脱贫的状态”25。要保证基层社区治理的可持续性,必须在社区治理过程中谋划经济发展的思路。提供可持续发展机会不仅有助于当地居民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也有助于企业获得稳定的用工来源,同时还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为此,地方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企业多方合作,通过发展产业、职业培训、就业创业支持等方式为安置区的居民提供就业机会。L 县创建了农民工创业园区,至 2022 年年初,已经有 57 家企业进驻,其中,扶贫车间 24 家,能够安排就业岗位大概 5000 个。ZD社区联系了 40 多家大型、规模化的农业企业,打造了一个易地扶贫搬迁的就业服务品牌 “小梁送工”。“小梁送工”主要针对那些搬迁后不具备劳动技能和进厂工作技能的大龄就业困难群体。“小梁送工”的做法是,根据基地的季节性用工需求,每天统计用工量,安排工人去各基地做工,“在满足社区中这些大龄劳动力灵活就业需求的同时,也解决这些农业企业的季节性用工紧缺的问题”(访谈记录 ZD20220715)。ZD 社区还围绕安置社区内的困难群体,开发了 230 多个公益性岗位,包括疫情防控期间的卫生员、消毒员和巡查员以及地质灾害点的安全巡查员、防溺水安全员等。社区通过申请财政经费,给予每个岗位每月 300500 元的补贴。ZD 社区还帮助居民多渠道寻找灵活就业机会,针对从村里来照看小孩读书的老奶奶、老爷爷,社区帮助他们寻找如手工编织这样的灵活就业机会。社区通过培训和技术支持,提高贫困户的职业技能,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同时,帮助创业的搬迁群众申请创业贷款、落实相关补贴。社区负责人提到,“我们联合社区内一些技能人才,成立科学技术协会,开展相关岗前培训活动。例如,灵活送工到农业基地的培训工作,都是由社区的居民骨干(香蕉、沃柑、火龙果等农业技能型人才)开展培训的,掌握一定的技能后再由社区送去农业基地”(访谈记录 ZD20220715社区负责人 2)。地方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企业多方提供可持续发展机会,可以实现利益共享,同时还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四、实现社区参与式治理的机制 在 L 县开展的实地访谈中发现,政府的行政力量、社会组织力量、居民自治力量这三股力量达成较好的协调,在组织层面与个人层面呈现循环作用,并不是一些研究中强调的“对立”,三股力量的协调发展解决了陌生人社区和无路径依赖的新型社区的参与治理问题。从整体结构看,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组织层面起到了催化的积极作用,政府多数是从正面(党建嵌入)对安置区居民进行“促融”,而社会组织更多的是从侧面(社工嵌入)对居民参与意识进行培育。在个人层面,居民基于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共同辅助下,逐渐形成主动参与意识,反向“哺育”政府与社会组织,不仅增加对政府的信任,73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逻辑与实践:组织赋权、利益共享和认同驱动还成为参与式社会组织的活力源泉,实现积极的双向互动。ZD 社区以“组织赋权、利益共享、认同驱动”这三种方式呈现了参与式治理的目标(见图 1)。在组织赋权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多方向引导,认同驱动显示了认同力量在参与式治理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利益共享强调居民利益保障是建立认同与培育参与意识的第一步。基层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三者形成较好的协调与循环,有效解决了陌生人社区、无路径依赖的新型社区的参与治理问题。图 1 社区参与式治理逻辑框架(一)组织层面的参与:组织赋权 “党建引领”和“融合共治”的关系是形成“一核多元、共建共享”的社区发展治理体制的基础26。在利益复杂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中,党建引领起到了凝聚多元力量和调和各方利益的重要作用,从而形成合力推动社区发展。如案例中所呈现的,ZD 社区以行政力量作为正面引领,在侧面以原村乡贤或精英骨干作为治理切入点,并将其纳入组织队伍,双层激发安置区居民的参与热情,培育参与意识。目前,社区治理依然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在国家权力渗透到社区治理的同时,也鼓励社会多元力量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当中27。不同主体的参与行为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社区治理需要各主体在利益博弈中形成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格局。基层政府治理任务重,社会组织的引入与被赋权是摆脱治理困境的有效途径28。社会组织能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和建设提供多样化的载体,成为社区居民之间以及社区与居民联系的网络和纽带29。在本案例中,由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搭建的组织沟通网络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日常管理中,社会组织针对不同群体开展风险评估,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区原本的治理重压。此外,社区常以引领者的角色引导安置区居民创建属于社区内部的社区社会组织,实现社区组织管理的自主化。因此,敢于赋权,扩大社会组织在社区中的自主权,培育专业社工人才,搭建“政府社会组织居民”多主体参与治理网络,能积极发挥参与的“催化剂”作用。83决策科学 2023 年第 3 期(二)个人层面的参与:以社区认同为动力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居民来自同一个村组、家族或民族,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和归属感,更容易建立起社会关系网,形成“共同体”30。这种相似性和归属感可以促进社会交往和信息共享,只有在这种信任关系下,合作意愿、合作共识、合作承诺才会发生31。但仅仅有权利意识和共同利益不足以构建共同体。就社区居民而言,共同利益并不是天然存在的,“参与”是激发“共同体”意识的一种方法。在本案例中,社区认同都通过参与途径得以培育与强化。ZD 社区通过“吸纳式参与”层层递进,引导安置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逐渐使居民形成归属感,进而对治理绩效产生正面影响。此外,有相同背景和经历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居民往往会形成具有共同心理及文化特征的社区,社区公共性的建设也可以促进居民沟通交流、培育公共精神,使其具有共同的价值观32。在本案例中,ZD 社区以文化认同方式引导安置区居民实现自我行为规范化,并以“共有意识”建立服务于社区自身的居民队伍,增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社区精英和普通居民都可以通过利益共享组织网络,积极参与社区治理过程,并在参与过程中逐渐形成社区共同体意识。由此,通过社区认同实现社区融合,通过参与途径强化社区认同。(三)个体与组织层面的互动:实现利益共享目标 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中,要保证社区治理的可持续性,必须在社区治理过程中谋划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当居民意识到该项利益与自己相关或对自身发展有很大帮助时,参与性会提高。在本案例中,ZD 社区的“小梁送工”,以社区主动提供可持续生计的机会,让更多的安置区居民能自立于陌生城市中,增强对政府的信任感与对社区的认同感。居民参与治理的过程就是一个交换的过程,居民积极有效地参与,给予组织回应,反映真实需求;而组织通过民意收集,调整发展方向,输出政府价值。首先,从基层政府角度出发,保障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有序运行,帮助安置区的居民尽快适应城市生活,可以减少矛盾和冲突。其次,社区居民的参与可视为监督和问责的有效途径,它可以提高政策实施的效率和准确性,避免政策失败,还增加了居民对政府的满意度,提高了政府的行政能力。再次,安置社区居民融入集体,还有助于培育安置区居民的社区共同体意识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五、结语 参与式治理充分调动了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的积极性。行政力量、社会组织力量、居民自治力量在组织层面与个人层面相互作用,形成协调发展的局面,解决了陌生人社区和无路径依赖的新型社区的参与治理问题。其中,组织赋权有助于党建引领治理和提升社会组织的参与度;利益共享促使各方共同分享治理成果,增强合作意愿;认同驱动引导居民增强对社区和共同体的认同,达成目标的共识。这种参与式治理不仅加快了安置区的社会融合,还增强居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当前,民族地区的安置社区治理仍存在一定不足,可着眼于以下三点,从而实现参与式治理的有效运行。93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逻辑与实践:组织赋权、利益共享和认同驱动(一)助“立”促融安置社区居民融入城市的第一步应是“立”。无论是借助社会组织还是党组织的力量,引导安置区居民融入城市的第一步是就业。政府可作为企业与农民工的就业牵线人,主动为安置区居民提供可持续的就业岗位,增强安置居民在陌生城市中的生存能力。而社会组织的力量更多的是作用于培育、组建社区自身的技术交流会,扩大交流的同时也实现了技能培训,逐渐实现从“稳得住”到“能致富”的衔接与跨越。(二)扩“利”促融价值、回报常与参与行为挂钩,参与者会衡量其参与所获得的回报,从而决定其参与行为。提升社区自治参与和居民自身利益的相关性,对于安置社区参与式治理有效性的实现至关重要。从社区居民自身利益出发,以“利”吸引居民。但用“利”促进市民化程度不高的居民融入社区治理的前提是居民了解其“利”是作用于居民本身。因此,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引导作用至关重要,在此前提下才能增加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的依赖,增强社区认同感。(三)借“力”促融值得强调的是,无论是单位制时期的“行政主导”,还是新时代的“党建引领”,重视党组织的积极引导一直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流思想。党建引领也是社区营造的第一推动力量,它所具有的开启性与亲民性使其成为开启居民社会参与的发动机33。在实践中,经济基础薄弱、文化缺失问题严重、教育背景较为弱势的贫困社区,往往面临治理参与不乐观的情况,对此,可以通过政府动员、参与文化推动的方式使得贫困社区居民参与困境得以改善。参考文献1徐勇,朱国云.农村社区治理主体及其权力关系分析J.理论月刊,2013(1):172-175.2魏娜.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演变与制度创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1):135-140.3孙其昂,杜培培.城市空间社会学视域下拆迁安置社区的实地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2):67-73.4田鹏.“乡土连续统”:农民集中居住区实践样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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