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向降准、信贷支农与农商行风险--基于连续型DID的实证分析.pdf

一、引言我国在进入新常态后，经济面临严重的下行压力，资源分配不均、三农和小微企业融资难等问题日益突出1。为缓解三农和小微企业融资问题，央行自 2010 年起鼓励县域金融机构将部分新增存款用于当地贷款，通过农村金融机构释放更多信贷资金。此后，为了实现对不同领域的精细化管理，中央推出了定向降准政策2，通过降低符合标准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使部分资金由央行流向金融机构，增加金融机构可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进而引导信贷资金流向目标领域。2019 年，央行发布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下调服务县域的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的通知（后文简称银发 2019 127号），将仅在县级行政区内经营，或在其他县级行政区域设有分支机构但资产规模小于 100 亿元的农商行（后文称其他服务县域的农商行）执行 8%的存款准备金率3，旨在对三农领域实现“定向滴灌”。作为一项同时影响供需两方的货币政策，定向降准不仅会影响资金需求方的融资成本，也会影响金融机构等资金供给方的风险感知，导致风险水平的变化4。定向降准政策原本旨在借助农商行这一渠道促进经济发展，但若在此过程中对农商行产生负面影响，不仅可能成为引发系统性风险的源头，而且会大大削弱银行对国家政策的遵从度和积极性，导致最终的政策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但定向降准政策究竟会导致银行风险水平上升或是下降仍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定向降准后经济环境更加宽松，银行能够获得更多流动性，降低由于流动性不足而遭受监管惩罚的概率，进而降低银行的风险识别能力5-6，激励银行的冒险行为7。但也有学者基于银行的趋利避害动机，认为定向降准后银行的贷款质量不会出现大幅下降8，能够对风险进行控制。而定向降准、信贷支农与农商行风险基于连续型 DID 的实证分析刘雨婷，陆智强（宁波大学 商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摘要】定向降准借助涉农信贷渠道实现政策目标，但同时会引发农商行竞争环境和贷款质量的变化，导致其风险水平的变化方向具有不确定性。借助 2019 年服务县域农商行定向降准政策实施这一契机，文章尝试通过连续型 DID 对该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定向降准政策实施后，农商行增加涉农贷款的发放不会导致风险水平上升，涉农贷款发放规模与风险水平呈显著负相关；（2）定向降准政策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在盈利水平较低或流动性不足的农商行中，涉农贷款规模与风险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为显著。定向降准实施后，信贷支农力度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农商行的稳定性，具有一定的溢出效应。【关 键 词】信贷支农；银行风险；政策效果；连续型 DID【中图分类号】F83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768（2023）09-0135-06【收稿日期】2023-02-07【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农村普惠金融市场竞争风险的生成机制与防范对策研究”（20BJY158）【作者简介】刘雨婷（2000-），女，江西新余人，宁波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金融；陆智强（1980-），男，辽宁大连人，宁波大学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农村金融。生产力研究 No.9.2023财政金融生产力研究 No.9.2023骳髈髙在农村商业银行中这一问题具有特殊性，需要考虑到农商行的“支农”义务、涉农和小微企业信贷的高风险属性、农村金融市场特征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农商行在定向降准后，风险水平的变化及原因是否与其他商业银行一致，还有待分析和探讨。已有研究表明，农商行在定向降准后会按照政策导向增加涉农贷款的发放9-11、也会因支农目标偏移导致风险水平上升4，而涉农贷款的发放也会对银行风险水平产生影响12-13。目前对于定向降准、涉农信贷与银行风险两两之间的关系已有了一定的探讨，但鲜有研究将三者纳入同一框架。基于此，本文从银行竞争和贷款质量的角度出发，分析定向降准政策实施对农商行涉农贷款发放与风险水平之间关系的影响，并借助 2019 年服务县域农商行定向降准政策实施这一契机，采用连续型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定向降准政策实施后，农商行增加涉农贷款的发放能够提高稳定性，降低风险水平。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认为，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整，借助多种中介和渠道，最终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14。但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和阶段不尽相同，选择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也存在差异。国内已有研究发现，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主要分为两类，分别为以信贷为代表的数量式传导渠道和以利率为代表的价格式传导渠道，其中信贷传导渠道长期居于主导地位15-16。央行实施宽松型货币政策，降低基准存款准备金率时，使留存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减少，部分资金从央行释放到银行等金融机构当中，银行的流动性增加，再由银行通过信贷投放的方式影响市场资金状况，实现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2。银发 2019 127 号针对服务县域的农商行进行定向降准，并明确要求释放的资金用于民营及小微企业，旨在缓解农商行流动性不足，增加其可用于发放涉农信贷的资金，从而支持“三农”发展。农商行可用信贷资金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银行间的竞争，进而对风险水平产生影响。服务县域的农商行大多规模较小、资源条件趋同，农村金融市场仍为竞争市场。为了争取更多的客户，农商行会对农村金融市场上的信贷需求展开竞争，而定向降准将流动性精准释放到服务县域的农商行后，将刺激农商行进一步扩大信贷规模，加剧竞争4。在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竞争的加剧可能导致农商行降低贷款利率以争取到更多的客户资源。较低的贷款利率减轻了借款人的还款压力，有利于提高借款人的还款概率17。降低违约发生的可能性有利于缓解农商行的信用风险，也能够使农商行获得更多的利息收入，提高盈利水平，降低破产风险。因此从银行竞争的角度来看，定向降准政策对农商行的影响可能为“信贷资金增加-竞争加剧-风险水平下降”。同时，定向降准带来的流动性增加可能通过影响农商行贷款质量，实现稳定性的提高和风险水平的降低。按照信贷配给理论18的观点，在信贷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表现为借款者拥有自己资信状况和还款能力的私人信息，若借款者不告知贷款人自己的真实情况，作为贷款者的银行难以获取相关信息并判断借款人的违约风险。盈利水平低、还款能力差的借款人更愿意冒进、承担更高的利息。在信贷市场上出现超额信贷需求且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银行提高贷款利率无法保证获得高收益、识别出还款能力较好的借款人，反而会吸引更多资信状况不佳的借款人，出现逆向选择行为。且信息不对称越严重，逆向选择风险越大19。为减少自身承担的风险，避免不良贷款的出现，银行可能设置严苛的资信标准，阻止部分风险水平较高、违约概率较大的借款者获取信贷资源8，出现信贷配给现象。农商行在定向降准政策的激励下增加对“三农”领域的信贷投放，考虑到涉农贷款的发放对象大多信息透明程度较低，信贷发放中出现逆向选择的风险高，若不对借款人进行甄别便给予信贷额度，会导致农商行承担的坏账成本大幅上升。农商行为了减少自身的风险承担，可能对涉农贷款的借款人进行筛选，选择信用水平较好的借款人发放贷款，提高贷款质量，减少坏账损失发生的可能性，进而提高稳定性，降低风险。银行作为“理性人”，其信贷资源配置倾向于商业行为20，可能出于银行经营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的考虑，选择部分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较好的借款人发放贷款。因此，银行的信贷发放行为可能是相机的。在定向降准政策实施后，农商行应央行的要求，增加涉农贷款投放。但在自身经营风险的考量下，农商行可能会对涉农贷款发放的收益进行合理评估，在新增流动性产生的收益与发放涉农贷款违约损失之间寻求平衡。这种行为在具体的贷款发放骳髈髚中，可能表现为对有意愿获取涉农贷款的借款人设置门槛，加强对借款人资信状况的审查；或是将贷款投放给质量较高、经营状况良好、规模较大的农业企业而不是经营状况不稳定、生产规模较小的农户，出现“金融歧视”现象21。理性的农商行对涉农贷款的投向进行选择，既符合央行定向降准政策导向，获取央行定向降准政策释放的流动性、降低流动性不足导致的破产风险；又能保证贷款质量不会大幅下降，尽可能从新增涉农贷款中获取更稳定的收益，提高经营稳定性，实现“双赢”。因此，从政策实施后农商行贷款质量的角度出发，或许存在“信贷资金增加-贷款质量上升-风险水平下降”影响路径。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定向降准政策实施后，农商行增加涉农贷款发放，不会导致风险水平上升。三、研究设计（一）样本选择本文将全国 168 家受此次定向降准政策影响的农村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并手工收集了 20122020 年的相关数据。受政策影响的农商行为服务县域的农商行，包括县域农商行和其他服务县域的农商行。其中县域农商行按照政策实施（2019 年）之前注册地是否在县域或县级市进行判断，其他服务县域的农商行按照政策实施（2019 年）之前是否设有异地县域分支机构且当时的资产规模是否小于 100亿元进行判断。相关信息和数据来自农商行网站和公开披露的年报。由于涉农贷款相关数据披露不完整会严重影响到本文结果的有效性，本文将未披露涉农贷款数额的样本予以剔除，构建非平衡面板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对所有连续变量数据进行上下 5%分位数缩尾处理。通过以上筛选，最终获取有效观测值 543 个。（二）变量设计1.被解释变量。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农商行的风险水平，用 Z 值进行衡量，Z 值是银行破产概率的倒数，由银行资本收益率与资本资产之和除以资本收益率的标准差得出，其中资本收益率的标准差以 3年为一个区间进行计算，Z 值越大代表银行越稳定，风险越低。Z 值的计算方式如下：Zit=ROAit+CARit滓i（ROAit）（1）式（1）中 ROA 为银行的资本收益率，CAR 是银行的资本资产比率。考虑到农商行的信贷支农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并且对农商行资产充足程度、经营的稳定性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本文使用银行 Z 值的 t+1 期进行检验。2.解释变量。信贷支农力度（PROP）和定向降准政策实施（PO）。由于政策实施后对金融机构的影响大小与其信贷支农力度密切相关，本文用信贷支农力度这一连续强度变量反映金融机构受政策影响程度的差异性。政策实施用虚拟变量 PO 衡量，将政策开始实施后的 20192020 年设为 1，否则为 0。为检验定向降准产生的影响，设置信贷支农力度与定向降准政策实施变量的交互项。3.控制变量。本文对其他影响银行风险的因素加以控制，包括 5 个银行层面和 3 个宏观层面的变量，变量衡量方式如表 1 所示。表 1变量定义及说明（三）模型构建根据理论分析部分提出的假设，构建以下模型：RLit+1=茁0+茁1PO*PROPij+茁2PROPit+茁3POit+茁4Xij+着（2）作为一项外生事件，该项政策可以看作一项自然实验，为政策效应评估提供了研究空间。基于此，本文模型（2）采用连续型双重差分法估计外生事件冲击产生的影响，即定向降准政策的实施是否影响涉农贷款与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连续型 DID 使用的重要条件在于，要解决的问题中，政策实施效果因个体某些特征存在差异而不同22。与标准型 DID使用二值型虚拟变量识别政策实施不同，连续型DID 可以在识别政策实施与否的基础上，反映银行由于信贷支农力度差异而导致的政策实施效果差异。在本文所研究的问题中，农商行受政策影响的程度取决于涉农贷款发放的多少，对于信贷支农力度不同的农商行而言，受定向降准的影响程度不同，政策实施后产生的效果也会存在差异性。为了识别变量符号RLPROPPOCARRMLCIRAGELEVGGDPNGDPGM2变量类型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变量名称风险水平信贷支农力度定向降准政策实施资本充足率风险管理水平成本收入比银行年龄杠杆率GDP 增长农业产值占比广义货币增长率变量说明t+1 期 Z值ln(涉农贷款余额/总资产+1)虚拟变量，当年份为 2019 及以后取 1，否则为 0（总资本-对应资本扣减项）/风险加权资产拨备覆盖率/不良贷款率（业务及管理费+其他业务成本）/营业收入银行成立年限息税前利润/营业利润t 期省域生产总值-t-1 期省域生产总值省域农业总产值/省域生产总值广义货币增长率骳髈髛这种差异，本文将标准 DID 中区分实验组和控制组的虚拟变量替换为反映银行信贷支农水平高低的连续型变量。四、实证分析（一）基准回归分析基准回归检验的是定向降准政策实施后，农商行信贷支农力度提升是否会导致风险水平变化。结果如表 2 所示，涉农贷款连续强度变量与政策实施变量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验证了本文的假设。定向降准政策实施后，涉农贷款的增加不会提高农商行的风险水平，反而会提高农商行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该结果表明农商行通过定向降准政策获取流动性并增加涉农贷款发放后，可能基于趋利避害属性将涉农贷款投向了偿还能力较好、风险较低的借款人，避免自身风险承担水平上升。该实证结果也表明定向降准政策有一定的溢出效应，通过直接鼓励涉农贷款发放、间接降低农商行风险水平的方式保证农商行支农目标不变。表 2基准回归结果（二）进一步分析已有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具有非对称性23，对具有不同特征的银行，货币政策效果存在差异。2019 年央行定向降准政策的效果是否也具有不对称性还未得到证实。为此，本文拟通过进一步分析，探讨银行特征对定向降准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主要识别农商行盈利水平、流动性水平两项特征。1.盈利水平异质性的影响。本文认为，在政策实施前盈利水平较低的农商行受到定向降准政策的影响更大。盈利水平较低的农商行出现资本充足程度低、亏损风险高的可能性更大，为了防止经营情况进一步恶化，引发风险扩大导致不可控的后果，理论上来说盈利状况不佳的农商行在经营中更加审慎，更倾向于通过提高资产质量等方式控制风险。同时，预期收入理论将借款人未来的预期收入作为衡量其偿债能力和银行资产流动性的标准。盈利水平不佳的农商行为了在未来获得更加稳定的流动性和收益，更应对借款人的预期收入做出判断，选择预期收入稳定的借款人发放贷款以达到目的。而盈利水平较高的农商行受经营风险威胁小，在经营行为中灵活性更大，进行风险投资、采取冒进行为的可能性更大。有研究表明，利润水平较高的银行同时也是风险承担水平较高的银行24。因此对于盈利能力较好的农商行而言，发放涉农贷款后未必会对风险进行有效管控。为检验上述观点，本文以总资产利润率（ROA）代表农商行的盈利能力，采用定向降准政策实施前农商行 ROA 的中位数将本文的样本分为两组，总资产利润率高于中位数的为盈利能力较好组，总资产利润率低于中位数的组为盈利能力较差组。将两组分别代入式（2）中，实证结果如表 3 所示。相较于盈利较好的农商行，盈利表现较差的农商行更能够通过定向降准政策降低风险水平。2.流动性水平异质性的影响。国内外已有研究认为，流动性水平越高的银行风险水平越低。流动比率越高的银行，需要通过减少其他缓冲性资产以满足准备金要求的可能性越小，受到流动性监管处罚的可能性越低25。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银行流动性越好，资本实力越强，风险承担水平越低，在金融危机中破产的可能性越小。我国央行的定向降准政策释放了流动性，将部分资金从央行投放到市场中，大大增加了农商行可以用于信贷投放的资金，缓解了农商行的流动性不足。原本流动性不足的农商行获得了资金，为农商行争取了更多风险缓冲，有利于提高其稳定性。原本流动性较好的农商行，响（2）RL1.912*（2.100）-2.197*（-4.511）-2.130*（-2.298）-8.486*（-2.768）0.000（0.293）-0.997*（-1.838）0.036*（2.437）0.403（0.406）12.445*（9.088）是0.1454.319274PROP*POPROPPOCARRMLCIRLEVAGEGGDPNGDPGM2Cons_固定效应adj.R2FN（1）RL1.863*（2.228）-2.192*（-5.010）-1.789*（-1.866）11.324*（12.082）是0.1025.289341（3）RL2.002*（2.185）-2.216*（-4.540）-0.596*（-2.049）-8.720*（-2.828）0.000（0.063）-0.946*（-1.734）0.035*（2.422）0.248（0.241）-0.262（-0.560）-0.000（-0.867）0.336*（1.917）8.297*（4.479）是0.1433.840274变量骳髈髜应政策增加的流动性少，并因此而改变信贷投向的可能性较小。以农商行的流动比（LR）代表流动性水平，用政策实施前农商行流动比的中位数进行分组并代入式（2）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结果表明政策实施前流动性较差的农商行，在政策实施后增加涉农贷款的发放并不会导致风险水平的上升，而是增加了农商行的稳定性。（三）稳健性检验1.平行趋势检验。连续型双重差分估计结果有效与否还取决于能否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参考 Carbonnier等的研究，将代表政策实施时间的虚拟变量 PO 替换为定向降准政策实施前与实施后若干年份虚拟变量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在 2016 年，涉农信贷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表明当年信贷支农力度的增加会导致农商行的风险水平出现恶化，但在 20172018 年这一关系并不显著。在政策实施后，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农商行信贷支农力度与风险水平显著相关。上述结果表明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本文的估计结果具有一定的有效性。表 4平行趋势检验PROP*POPROPPOCARRMLCIRLEVAGEGGDPNGDPGM2Cons_固定效应adj.R2FN表 3盈利能力、流动性水平异质性检验RL3.035*（2.462）-2.796*（-4.115）0.494（0.540）-5.357（-1.257）0.000（0.063）-0.978（-1.548）0.040*（2.180）-0.371（-0.305）10.164*（6.463）是0.1453.128152RL3.159*（2.550）-2.781*（-4.091）-0.493（-1.268）-5.894（-1.369）-0.000（-0.203）-0.841（-1.316）0.041*（2.218）-0.683（-0.540）-0.174（-0.387）-0.000（-1.314）-0.307（-1.459）14.392*（6.659）是0.1452.829152RL0.108（0.085）-1.352*（-1.879）-2.320*（-2.453）-5.264（-1.173）0.001*（1.940）-0.109（-0.117）0.017（0.760）3.180*（1.973）8.880*（4.597）是0.1092.057122RL0.512（0.382）-1.492*（-2.026）-0.347（-0.841）-5.231（-1.159）0.001*（1.688）-0.157（-0.169）0.016（0.705）2.925*（1.783）-1.441（-0.708）-0.000（-0.782）0.434*（2.412）3.610（1.422）是0.1011.849122RL2.473*（1.685）-2.600*（-4.004）-2.116*（-2.106）-7.673*（-1.771）0.000（0.304）-1.237（-1.611）0.043*（2.155）0.899（0.483）11.941*（5.824）是0.1833.275143RL2.676*（1.822）-2.660*（-4.103）-0.670（-1.417）-8.281*（-1.903）-0.000（-0.016）-1.213（-1.581）0.043*（2.163）0.353（0.185）-0.096（-0.191）-0.000（-1.646）0.333*（1.841）8.512*（3.212）是0.1893.065143RL1.373（1.055）-1.830*（-2.227）-0.162（-0.435）-8.500*（-1.815）0.000（0.605）-0.629（-0.728）0.028（1.199）0.135（0.102）-1.807（-0.934）0.000（0.580）-0.238*（-1.857）12.626*（6.638）是0.0431.414131RL1.235（0.971）-1.755*（-2.151）0.669（1.163）-7.938*（-1.712）0.000（0.289）-0.458（-0.542）0.028（1.222）0.005（0.004）9.816*（6.456）是0.0491.554131ROA 低于中位数变量ROA 高于中位数LR 低于中位数LR 高于中位数实施前后RL6.488（0.555）-4.092（-0.384）-1.261（1.189）0.151（-0.559）-1.925*（0.145）-0.464（-1.711）（-0.378）（-0.428）2.002*（2.185）0.000（.）7.625*（3.557）0.1303.724274实施后RL1.874*（2.037）0.000（.）7.249*（3.395）0.1273.842274实施前RL28.373（1.346）27.303（1.189）-2.973（-1.257）-1.282（-1.045）-2.901*（-2.217）-1.563（-1.126）-1.692（-1.418）15.050*（3.049）0.1203.059274变量PROP_2012PROP_2013PROP_2014PROP_2015PROP_2016PROP_2017PROP_2018PROP_2019PROP_2020_consadj.R2FN骳髈髝2.虚拟政策实施时点。考虑到实证结果的稳健性，随机选择 2018 年作为虚拟政策实施时点进行安慰剂检验。将政策实施时点的二值虚拟变量进行修改，结果如表 5 所示。以 2018 年作为政策实施时点后，交叉项回归系数不显著，不存在明显政策效应。这说明本文识别出的政策效应并非随机产生，而是由于定向降准政策实施这一自然事件发生导致的。表 5稳健性检验五、结论与建议本文采用连续型双重差分考察了 2019 年服务县域农商行定向降准政策实施对农商行信贷支农与风险水平关系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定向降准政策实施后，农商行支农力度的提高能够降低农商行的风险水平。结论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并在改变政策实施的时点之后仍然成立。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定向降准政策对农商行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在盈利能力较差、流动性水平较低、被纳入服务县域农商行范围的农商行中，定向降准实施的溢出效应更加明显。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当前的差异化存款准备金制度应当坚持并加以完善。可以加强对定向降准后农商行信贷资金投向的审核，出台相关的贷款目录或对贷款范围进行详细的注解，确保信贷资金流向目标领域。第二，农商行应坚持支农支小目标，将更多的信贷资源投放到农户、小型农业经营者中，防止支农目标出现偏移，助力普惠金融，并积极通过国家相关优惠政策实现涉农信贷服务的良性发展。【参考文献】1 辛兵海，朱晓娜，刘雪薇.定向降准、银行异质性与风险承担J.华北金融，2021（3）：1-11.2 郭晔，徐菲，舒中桥.银行竞争背景下定向降准政策的“普惠”效应基于 A 股和新三板三农、小微企业数据的分析J.金融研究，2019（1）：1-18.3 孙国峰.构建“三档两优”准备金率新框架J.中国金融，2019（17）：21-23.4 田雅群.定向降准政策、银行竞争与农村商业银行风险J.经济与管理，2022，36（5）：45-52.5 Matsuyama，Kiminori.Credit traps and credit cyclesJ.American EconomicReview，2007，97（1）：503-516.6 Matthias Neuenkirch，Matthias Nockel.The Risk-taking Channel of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in the Euro AreaJ.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2018，93（8）：71-91.7 蒋海，张小林，唐绅峰，等.货币政策、流动性与银行风险承担J.经济研究，2021，56（8）：56-73.8 林朝颖，黄志刚.定向降准的微观效应风险加速亦或质量回归?J.经济管理，2020，42（5）：18-36.9 陈书涵，黄志刚，林朝颖，等.定向降准政策对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研究J.中国经济问题，2019（1）：14-26.10 林朝颖.基于微观视角的定向降准政策惠农机理与调控功效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20.11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课题组，张戈.定向降准政策的普惠效应研究基于“三农”、小微企业的实证分析J.征信，2022，40（2）：66-75.12 周月书，彭媛媛.双重目标如何影响了农村商业银行的风险?J.中国农村观察，2017（4）：102-115.13 莫媛，陈晶仪，曹瓅.信用风险约束下农村信用社支农力度研究J.金融监管研究，2020（5）：16-30.14 张成思.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发展与现实选择J.金融评论，2011，3（1）：20-43，123-124.15 盛松成，吴培新.中国货币政策的二元传导机制“两中介目标，两调控对象”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8，43（10）：37-51.16 姚余栋，李宏瑾.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信贷渠道的经验研究：总量融资结构的新证据J.世界经济，2013，36（3）：3-32.17 黄晓薇，郭敏，李莹华.利率市场化竞争中银行业竞争与风险的动态相关性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33（1）：75-91.18 Stiglitz，J.E.A.Weiss.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information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1，71（3）：393-410.19 Kirschenmann，Karolin.Creditrationinginsmallfirm-bankrelationshipsJ.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2016，26：68-99.20 孙亮，柳建华.银行业改革、市场化与信贷资源的配置J.金融研究，2011（1）：94-109.21 苟琴，黄益平，刘晓光.银行信贷配置真的存在所有制歧视吗?J.管理世界，2014（1）：16-26.22 Alice Y.Ouyang，Jifan Wang.Shadow banking，macroprudential policy，and bank stability：Evidene from Chinas wealth management productmarketJ.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2022，78.23 项后军，巫姣，陈昕朋.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影响因素及其非对称性研究综述J.西南金融，2016（6）：28-35.24 Altunbas.Y.，L.Gambacorta and D.Marqueslbanez.Does monetary policyaffect bank risk tak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entral Banking，2014（1）.25 徐明东，陈学彬.中国微观银行特征与银行贷款渠道检验J.管理世界，2011（5）：24-38，187.（责任编辑：TDS校对：TJ）PROP*POPROPPO_cons控制变量固定效应adj.R2FN（2）RL1.340（1.612）-2.301*（-3.962）-1.032（-0.646）10.085*（2.741）是是0.1363.675274（1）RL1.230（1.494）-2.254*（-3.897）-1.965*（-2.126）12.503*（9.079）否是0.1384.130274变量骳髉髒